社区团购在乡村的渗透与发展 - 平台通过“百团大战”在乡村快速扩张，通过奖励机制吸引团长加入，使一个村庄的团长数量增至10个[4] - 社区团购改变了村民的传统消费模式，采购范围从日常蔬菜扩展到冲锋衣、冰柜、树苗等，成为一种日常性消费渠道[15] - 平台业务优化导致部分平台撤离，至2023年，仅剩兴盛优选等少数平台留存，团长积极性从“卷”转向“躺平”[15] 乡村团长的群体特征与动机 - 团长群体主要为45岁以上、子女已成年的女性，她们本身拥有小卖部店主、鱼贩、木材商等主业，呈现“斜杠阿姨”的多职状态[2][3][4] - 加入动机各异，包括为自己挣零花钱、为子女攒钱，或希望为自身主业引流，但最终多数团长将其定位为赚取“零花钱”的补充收入[2][18][19] - 该群体具备尝试新事物的意愿和较强的行动力，过往经历如卖鱼、卖猪肉等塑造了其吃苦耐劳和适应奔波的特质[6][7] 团长运营策略与本地化适应 - 为应对竞争，团长自发内卷，策略从最初不送货发展为普遍送货上门，并衍生出发红包、送赠品、发优惠券等营销活动[3][7] - 团长通过亲属、邻居等熟人网络构建客户群，利用人情关系维护客户，例如帮忙取快递、处理退货纠纷，甚至将货物搬至客户指定位置[10][11][14] - 平台的标准化规则（如等级制、提成制）在乡村环境中被人情逻辑替代，例如春节配送延迟等规则均可协商调整[11][14] 平台经济下的团长收益与挑战 - 团长收入普遍不高，日均几十元，仅吴春芳等个别团长在高峰期日收入可达五六百元，并将其视为可自立的事业[18][20] - 平台佣金比例下降，部分商品佣金低至2毛钱，同时需处理村民因商品质量、缺货等产生的纠纷，增加了额外劳动与成本[11][16][18] - 年轻团长更擅长利用平台规则（如刷单冲量提升等级），而年长团长更注重客户关系维护，两代团长在运营方式上存在差异[11][16] 社区团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 - 团长深度嵌入村民生活，承担类似基层工作者的角色，甚至获得代子女为留守老人下单、保管备用钥匙等高信任度授权[22] - 该模式为部分女性提供了经济自主空间，例如吴春芳通过团购收入支持其个人爱好（如购花），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提升[20] - 行业洗牌后，团长业务与村民生活形成稳固联结，但其收入可持续性受平台战略调整（如美团优选退出湖南）影响显著[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