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础设施与建设能力对比 - 美国1915年从纽黑文至纽约的特快列车行驶时间约2小时，110年后2025年仍为2小时出头，距离77英里（约123公里）[1] - 中国高铁若连接相同距离仅需半个多小时，美国洛杉矶至旧金山高铁项目十年仅建成36公里区段，两地距离600公里[2] - 中国高铁网络长度是日本的10倍，太阳能和风能产能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3] 中美治理结构与产业重心差异 - 美国治理结构由律师主导，每10万人拥有约400名律师，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三倍，最近几任总统如克林顿和奥巴马均为律师出身[4] - 中国是工程师治国，长于规划与建设，美国律师主政导致程序繁复、资源倾向于保护既有财富结构而非激励新创造[3][4] - 美国创新集中在虚拟世界和金融领域，中国则以真实基础设施网络和大型项目推进构建全球罕见建设能力[5] 制造业外包与流程知识的重要性 - 20世纪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推动制造业外包，将制造环节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中国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发展红利[6] - 制造业外迁导致美国工程师数量锐减，生产过程中积累的"流程知识"失传，而中国工程师通过"干中学"实现能力跃升[7][8] - 科技三要素包括工具、蓝图与流程知识，流程知识是"活"的工程师经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在于积累全球最大规模工程师群体及其流程知识[7][8] 中国制造业规模效应与创新模式 - 苹果公司鼎盛时期每天包下50个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商务舱座位派遣工程师，库克称在中国组织制造工程师可轻松填满几个足球场[9] - 中国智能手机产业链因规模效应大幅拉低成本，让全球消费者受益并推动数字经济普及，光伏产业发电成本骤降主要源于中国高效生产体系[11] - 中国工程师核心价值在于"从一到一百"的规模化创新与持续改进能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生产及成本下降本身就是创新体现[12] 中美当前经济挑战与改革方向 - 美国需要供给侧改革，恢复百年前建设基础设施及住房的能力，中国则需要需求侧改革以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27] - 中国汽车制造产能已是国内市场需求两倍，需通过出海化解产能过剩，刺激内需则须依靠服务业进一步开放[29] - 中国制造业雇佣约1亿人，是美国的八倍，德国日本制造业就业仅800万和1000万，中国每年STEM领域毕业博士生为美国两倍[30] 科技产业资本集中与精英网络效应 - AI产业动辄几百亿美元投资数据中心，几十亿美元估值初创企业，几亿美元级别人才挖角，显示硅谷与华尔街合流趋势[17] - 苏茨克维创立的"安全超级智能"公司无任何产品即以50亿美元估值募得10亿美元，穆拉蒂的"思维机器实验室"以100亿美元估值筹得20亿美元[20][21] - Meta等公司由一小群背景相似、关系紧密的精英掌控，成员有共同教育背景和社交关系，形成高度同质化领导网络[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