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与就业关系 - 自动化对就业有正面促进作用，工厂自动化程度提升1个百分点可使2年后就业提高0.25%，10年后就业提高0.4% [2] - 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因生产率更高能扩大市场份额，从而雇用更多员工，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是就业增加最多的产业 [2] - AI被视为通用技术，具有催生次级创新、成本随时间下降、扩散至所有经济部门的特征 [2][3] 创造性破坏与制度影响 - 技术发明与增长起飞之间存在显著迟滞，例如蒸汽机1712年出现，但人均GDP增长到1830年才加速 [4] - 新通用技术转型会强化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企业因无需承担旧技术转型成本而具备优势 [4] - 配套制度是确保技术革命带来普遍繁荣的关键，缺乏合适制度可能使技术革命成为增长障碍 [4] AI时代的人口红利与劳动定义 - 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需重新定义，劳动层面由机器人替代，消费层面需通过增强人类行为实现 [5] - 智能机器人达到一定数量且分配合理时，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可满足整个社会的消费需要 [5] - 需重新定义劳动概念，将家庭教育与家庭陪伴视为重要内容，这些活动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6] 人机协作的领域划分 - 情感投入密集型领域如老年护理、文艺创作应优先保护人类劳动发展空间，用法律限制AI过度取代并制定负面清单 [7] - AI优势领域如数据挖掘、危险环境作业应鼓励广泛应用，AI可辅助老年护理监测任务但情感陪伴应由人类主导 [7] 就业形态重塑与培训体系 - 技术革命改变就业结构而非减少总量，AI革命将创造AI训练师、伦理审计师等新职业 [8] - 培训体系需注重培养AI难以替代的人类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情感智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8] - 每周工作时间可能缩短至4.5天或35小时以下，使人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家庭活动和情感交流 [6] 收益分配与税收政策 - 基于三次分配理论，需降低人类劳动税收如提高所得税起征线，对企业机器人创造利润可通过增加增值税完善二次分配 [9] - 机器人税收政策应区分使用阶段，调试期减免税费鼓励应用，正常运营期纳入企业正常纳税渠道 [11] - 可借鉴深圳"软件退税"经验，对AI企业软件产品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以支持核心技术研发 [11] AI治理与社会保障 - 需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考虑建立AI收益共享基金，将部分AI应用收益用于支持劳动者转型和培训 [12] - 需完善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确保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转化为全体人民福祉提高 [12] - 政策干预需激励创新并将创造性破坏的社会冲击最小化，通过市场、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同构建包容性发展框架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