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加密货币监管框架 - 澳大利亚政府对加密货币采取积极促进的监管进路，以促进区块链技术创新 [1] - 主要监管框架包括金融服务监管制度以及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制度 [1] -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自2018年起对数字货币交易所进行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要求平台必须注册并符合法规 [7] - 政府计划扩大反洗钱/反恐融资义务范围，将数字货币间交易、代客户转账、托管管理及发行相关服务纳入监管 [8] - 政府计划加大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合规负担，要求其遵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旅行规则，即在资产转移时获取并共享付款人和收款人信息 [8] 加密货币的犯罪风险 - 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使其成为洗钱和其他犯罪的工具，相关犯罪主要分为将其作为犯罪工具和作为犯罪目标两类 [2] - 作为犯罪工具的活动包括洗钱和在暗网市场购买销售非法产品，2017年澳大利亚联邦司法部长断言比特币等构成重大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 [3] - 作为犯罪目标的网络犯罪包括勒索软件攻击和诈骗，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将勒索软件列为最具破坏性的网络犯罪，其收益支付几乎完全通过虚拟资产进行 [4] - 加密货币相关网络诈骗损失显著增加，2022年澳大利亚人因相关诈骗损失2.2亿澳元，比2021年增加162% [5] -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估计仅13%的诈骗犯罪被举报，因此实际损失可能远高于统计数额 [5] 执法应对措施 - 澳大利亚执法机构通过提升调查能力、公私合作及国际合作来应对加密货币犯罪 [9][10] - 2020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成立加密货币团队，并于2023年扩大部门规模以建立更强大的专业能力 [13] - 2017年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组建芬特尔联盟，汇集政府、执法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组织专家以打击严重金融犯罪 [14] - 跨境合作增加，例如2022年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在国际支持下缉获非法毒品和加密货币自动取款机，2023年澳联邦警察与印尼警方加强网络犯罪调查协调 [15] - 立法层面赋予执法人员更多权力，维多利亚州2022年修正案增强警方对数字资产的扣押和信息收集权力，联邦议会正在辩论法案以引入扣押数字资产的权力框架 [15][16] 司法态度与量刑考量 - 澳大利亚法院在判例中普遍将使用加密货币视为量刑的加重因素，认为其表明犯罪复杂程度更高或更严重 [17] - 当前判例中加密货币主要用作毒品相关犯罪的支付或洗钱手段，比特币使用尤其广泛 [17] - 法院需在量刑时区分交易类型，例如使用中心化交易所的托管钱包与使用非托管钱包的点对点交易在保密意图上存在不同 [18] - 使用复杂策略如混合协议或使用隐蔽性更高的币种如门罗币，应被视为更高的犯罪复杂性表现 [18][19] 行业治理与未来展望 - 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去中心化公共代币系统无法根据现行立法充分监管，正探索应对挑战 [20] - 政府积极构建超越公共监管的广泛治理系统，包括提升公民防范加密货币犯罪意识的教育投入 [20] - 随着对网络安全的大力支持，预计将有更多关于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调查工具的公共资源投入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