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苏州产业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 全球供应链重构导致出口竞争加剧，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推动产业链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与苏州在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等行业形成同质化竞争 [2] - 苏州外贸结构呈现积极变化，对美出口依赖度降低，对东盟等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但外贸依存度仍处于较高水平，需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并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2] - 制度和产业创新试点政策亟待突破，国家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总体仍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地方在先行先试政策争取上待发力，事权集中限制了制度型开放的推进速度 [3] - 生物医药行业面临政策瓶颈，2024年版负面清单禁止外资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而相关地区获批试点导致苏州存量项目可能因融资和境外上市需求迁往政策试点区域 [3] - 国际顶尖人才吸引力有待提升，相比一线城市，苏州在诺贝尔奖得主、院士等顶尖人才集聚度上有差距，且国家级实验室、顶尖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和关键技术供给有限 [4] - 高端人才不足导致创新型龙头企业和本土“链主”企业较为缺乏，产业需加快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 [4] 以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建议 -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依托苏州自贸片区平台，推动国家级新区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推进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数据跨境流动等试点，高水平建设苏州国际数据港和国际商事法庭 [6] - 以中新合作为抓手，落实两国政府合作愿景和数字贸易合作备忘录，探索中新数字身份互认，推进数字贸易合作试点，并共建中新绿色数码港、生命科学园、具身智能产业园等重大项目 [6] -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结合，发挥苏州实验室、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广“创新联合体”、“揭榜挂帅”等新型科技攻关组织方式，协助先导企业攻关“卡脖子”问题 [7] - 优化“金鸡湖人才计划”，搭建“1+4+x”政策体系，实施高层次青年人才创业三年行动计划，拓展海外引才渠道，推动人才评价与产业需求对接，并试点科技成果先确权后转化 [7] -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先导产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探索“产业园区+创新孵化器+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的一体化模式 [8] - 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龙头企业孵化产业服务子公司，支持共建“设计+服务”平台，并全面推动“智改数转”，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8] - 建设双向开放的枢纽城市，国内层面提升上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运营效率及苏州东站枢纽能级，国际层面推动中欧班列（苏州）与苏州港融合，并借助与秘鲁钱凯港友好港口契机支持企业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9] - 鼓励企业在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布局营销网络与仓储节点，构建本地化运营体系，形成面向拉美、东盟、中亚的外贸新格局，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9] - 建设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加大外资总部机构引育力度，鼓励存量总部提升管理能级并拓展离岸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同时常态化汇总企业创新诉求，依托中新协调联合理事会等平台积极向上争取政策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