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涯与跨文化经历 - 学术生涯横跨美国、德国与意大利，早期在哈佛大学主修生物物理学，后于1968年转向现代文学和哲学，并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最终专注于古典学[3] - 持有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与图宾根大学古希腊文学博士，研究聚焦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性真理”观念，并将品达研究扩展为独立博士论文[4] - 比较美国与欧洲大学体系，认为美国顶尖大学强调教授团队与学生间的动态协作，而欧洲大学则以个人教授为核心，知识传递更具层级性[5] 古典学与语文学研究 - 古典学自二战以来面临人文学科整体萎缩，部分学者尝试结合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方法，但未能恢复其传统权威和声望[6] - 语文学兴趣源于1970年代中期在图宾根接触德国古典语文学，强调关注语文学家构建的古典传统，而非仅关注诗人与哲学家的文本接受[7] - 1985年与安东尼·格拉夫顿等合作出版沃尔夫《荷马绪论》新译本，旨在将古典学核心文本引入更广泛领域，凸显团队合作价值[8] 学术项目与比较视角 - 1994年获莱布尼茨奖后策划“疑难录”系列，聚焦古典学接受与科学史视角下的方法论，通过研讨会汇集实践、历史与比较视角[11] - 主张语文学兼具专业学科与社会学属性，同时是历史演变的价值观与诠释实践集合，两者需互补完善[10] - 提出宽泛文学定义，涵盖所有严肃文字作品，语文学技术同样适用于古代技术文本，并强调跨学科合作解决多语言知识挑战[15] 比较古典学与学术实践 - 自我定位为“比较学家”，认为只有通过比较（包括影响、原因、相似性与差异性）才能理解古希腊文学等特定领域[19] - 强调语文学实践与理论结合，通过编校“比代”和“洛布”文本丛书等实践深化对校订理论与历史的理解[22] - 建议年轻学者以开放态度探索语文学的比较和理论维度，找到能激发根本热情的课题，无需过度顾虑就业市场压力[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