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监管框架与核心要求 - 商业银行需对平台运营机构和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2] - 新规形成“合作白名单+利率红线”的组合拳，要求将利息、增信服务费、担保费等全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计算，并彻底终结“双融担”、“捆绑会员费”等利率拆分游戏[1][4] - 司法实践多以24%作为利率分界线，新规实行综合成本封顶机制，明确要求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为24%[4] 资金方合作策略与市场格局变化 - 银行等资金方向合规大中型助贷机构集中成为主流，蚂蚁、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平台及关联融资担保公司占据合作白名单主流[1][2] - 24%以下利率的业务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4%-36%高定价贷款业务空间被大幅压缩，高息助贷机构难以进入银行合作名单[1][5] - 白名单并非一成不变，会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调整，部分中小银行尚未披露白名单，预计未来还会有机构公布、更新名单[3] 助贷平台业务模式调整与分化 - 头部助贷平台停掉了24%以上利率的交易或导流业务，此前流行的“大权益”模式（与金融产品捆绑）已基本消失，“小权益”模式的购买流程也与借款流程分开[5] - 部分主要做24%-36%利率的平台开始分化，部分在贷体量大的平台积极购买流量，希望获得24%以下利率的客户[6] - 平台需持牌经营，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技术+服务”驱动转型，真正具备风控能力和科技实力的平台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7] 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 助贷帮助中小银行快速切入零售业务，降低科技研发门槛，实现规模扩张，但也面临自身风控能力“空心化”和资产质量受平台约束的风险[8] - 中小银行普遍面临本地市场饱和与大型银行下沉的双重挤压，在部分合作业务中，平台可能将次优客群分流给银行，导致不良率攀升[8][9] - 专家建议中小银行建立助贷为桥、自营为本的发展思路，严格筛选合作平台，坚持实质性风控参与，并逐步培育自主风控能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