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运冲突背景 - 中美两国在航运领域发生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广泛影响 [1][3] 第三方国家与地区受益 - 日韩造船厂新船订单量同比猛增20% [3] - 墨西哥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为二十多年来首次 [3] - 欧洲港口如汉堡港、鹿特丹港业务量激增，中欧班列货运量暴涨30%，运费价格下降12% [11] 关键基础设施受阻 - 巴拿马运河因百年不遇大干旱导致水位降至历史新低，造成严重拥堵，船公司需花费数百万美元竞拍“插队票” [5] 中美相互制裁措施 - 美国以“中国造船业不公平竞争”为由，对中国船只征收额外费用，一艘万箱大船单次费用可能高达120万美元 [5] - 中国交通运输部实施阶梯式“特别港务费”作为反制，从每净吨400元人民币起步，2028年将涨至1120元，美国资本占股超过25%的船只亦被涵盖 [7] -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码头岸桥起重机加征100%关税，并计划将制裁扩大至所有物流设备；中国新修订的《国际海运条例》授权限制美国公司获取中国航运数据 [12] 主要航运公司影响与应对 - 中远海运预计到2026年将额外承担15亿美元成本，约占其年净利润四分之三，公司已将20%的美国航线运力调整至欧洲和东南亚 [7] - 丹麦马士基通过船队调整，预计到2026年仅需支付1750万美元港口费 [11] - 中远海运联合长荣、达飞组建“海洋联盟”，通过共享舱位和优化航线，使单个集装箱成本下降8% [11] - 实力较弱的中小航运公司被迫转向中东、非洲等政策风险较低的市场 [11] 对美国经济与产业的冲击 - 美国根科船务贸易公司表示增加的成本将转嫁给贸易商 [9] - 洛杉矶港进口货物价格已上涨3%至5%，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中美海运成本每增15%将推高美国通胀率0.8% [9] - 美国大豆运至中国时间增加10天，价格比巴西大豆贵15%，导致中粮集团转向阿根廷、乌克兰采购 [9] - 美国国内航运受《琼斯法案》（1920年颁布）制约，成本高企，船队老旧，其商船队全球占比不足1% [9] 冲突性质演变 - 中美航运摩擦被视为两国产业博弈的缩影，已从码头费用之争延伸至数据和技术层面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