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关税对美国通胀及美联储政策构成主要不确定性，目前处于通胀效应尚未完全显现的阶段[3] - 美国关税实际税率从3%左右升至18%，若三分之二的关税被转嫁，进口商品整体传导率约为10%，可能导致通胀率上升约一个百分点[3] - 关税转嫁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但完全转嫁仍需时日，需结合当前高通胀水平及移民放缓带来的供给约束等不确定性来考量[3] 美联储政策路径与市场预期 - 市场押注美联储将在12个月内再降息100个基点，但当前美国消费韧性超预期，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持续降息是否为正确方向尚难断言[4][5] - 美联储最初降息是出于预防性考量，未来政策步伐将取决于经济数据走势，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数据令人担忧，净就业岗位增长放缓[4][5] - 关于量化紧缩（QT），必须以稳健缓慢的节奏推进缩减，让市场适应流动性不再可得，但市场持续押注美联储会在必要时提供流动性[5] 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与调整 - 美联储近期修订货币政策框架，反映当前问题性质与上一轮已不相同，框架应相对稳定但需适应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6] - 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重申2%的通胀目标，但应避免直接修改目标本身以维持锚定效应，设定区间（如1.5%-2.5%）比点目标更合理[6][7] - 通胀目标对已实现价格稳定的发达经济体和经历高通胀的经济体意义不同，后者更需借助目标框架重建信誉，核心是信誉、沟通和清晰度[7][8] 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与模型应用 - 货币政策应更具前瞻性，不仅是数据依赖，而是预期数据依赖，即基于对未来数据的预期采取行动[9] - 央行需要持续迭代改进预测模型以应对模型失准导致的信誉受损，而非抛弃模型或机械坚持目标[9] 日本经验与中国借鉴 - 日本经济增长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持续下降及对全球化与技术变革适应缓慢，而非通缩本身，建议中国回到供给侧看问题[10] - 日本央行对加息态度谨慎，主要担心零利率政策下金融市场积累的风险头寸可能引发负面反应，以及关税带来的额外不确定性[10] 高公共债务的挑战与央行角色 - 高公共债务引发多重难题，央行必须谨慎操作以维持通胀政策的公信力，后疫情时期各国央行公信力受损且尚未重建[11] - 日本高债务需要财政改革，但改革意愿受既得利益抵触及理论争议（如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则赤字无忧）影响[11] - 避免财政主导需避免采用可能导致财政主导地位的货币政策逻辑，并分析阐明经济根基的核心问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