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矿产资源法》的核心转变 - 立法目的实现根本性转变，从单一开发管理转向统筹安全、发展、保护、治理，首次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纳入立法目的[2] - 重构矿业权制度，包括市场化出让、权证分离、探采直通车制度，明确矿业权原则上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终结申请审批制旧模式[2][5] - 首次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明确采矿权人为修复责任主体，并完善矿业用地保障[5] 法规政策体系的战略布局 - 2025年是中国矿产资源法规体系系统性重塑与实操性探索的关键一年，核心逻辑是通过清晰产权、公平竞争、透明监管和法治环境调动社会力量保障资源安全[6] - 国家正构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框架，发布《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标准体系及标准研制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标准体系覆盖勘查全流程[6][7] - 政策体系注重全链条风险防控与绿色转型，通过技术装备推优汰劣、规范执法和全周期管理构建科技加法治的安全防线[2] 市场化改革与产权保护 - 发布探矿权出让典型案例，构建矿业权市场化交易长效机制以推动公平竞争[2] - 实行矿业权物权登记与勘查开采行为许可相分离，明确矿业权物权属性以强化产权保护[2][5] - 探矿权人探明资源后可直接转为采矿权，并创设探矿权保留制度以稳定勘查投资预期[5] 资源安全保障与战略矿产管理 - 将高纯石英矿确立为第174号矿种，填补关键资源管理空白[2] - 战略性矿产出口管制实行全链条管控和清单式精准施策，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 - 通过矿产资源储量和地质资料管理的系统性建设，提升国际兼容性与社会化服务能力，清晰国家资源家底[7]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 国家公园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目录与碳市场建设意见协同推动矿业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3] - 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动态掌握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推广先进技术引导企业绿色低碳高效发展[7] - 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油气储备设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沙戈荒大基地等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