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复苏态势 - 今年以来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投资级企业发行的可转债规模已超过100亿美元，推动市场从去年的历史低点回升 [1] - 此次复苏呈现鲜明的“投资级主导”特征，与美国和亚洲市场不同 [1][3] - 市场回暖是自疫情期间交易热潮后连续数年低迷的转折点，旧债到期导致的市场规模萎缩趋势得到扭转 [1] 驱动因素 - 高利率环境使可转债的低成本融资优势凸显，其内嵌的认股权证价值随市场波动率上升而增加 [1][2] - 企业能够以远低于普通债券的票息进行融资，例如汉莎航空发行了6亿欧元七年期零息可转债，到期收益率仅为0.375% [2] - 专业机构对优质标的的需求积压严重，新债发行即使条款严苛也能获得超额认购，反映出严重的供需失衡 [2] 发行企业特征与策略 - 投资级发行人具有“机会主义”特质，现金流稳定且融资渠道多元，进入可转债市场是为了在利率高企时锁定长期低成本资金 [3] - 企业将可转债作为传统信贷的补充，实现融资来源多元化，例如泛欧交易所和Iberdrola SA的发行 [3] - 转股价设置较高门槛以降低股东稀释风险，例如汉莎航空债券的转股价较当前股价溢价42.5% [2][3] 区域市场对比 - 欧洲市场由泛欧交易所、汉莎航空等稳健型投资级企业主导，发行逻辑更侧重“低成本融资” [4][5] - 美国和亚洲市场的可转债发行主要由增长导向的科技公司推动，例如Strategy (MSTRUS)，这类企业风险较高但能提供更高收益率 [4] - 欧洲市场投资者以传统资产管理公司为主，更看重投资级债券的安全性，而美亚市场更易吸引追求高回报的对冲基金 [5] 市场结构挑战 - 当前复苏存在“低质量繁荣”问题，条款设计普遍偏向发行人，投资者回报被压缩，例如汉莎航空债券被业内称为“没多少汁水” [6] - 市场过度依赖投资级企业，缺乏中型非投资级企业的参与，导致高成长标的缺失，难以吸引多元化投资者 [6] - 疫情前发行的大量可转债正进入到期高峰，今年100亿美元的发行量较2020年峰值仍有差距，若后续发行不能持续，市场规模可能再度萎缩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