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购债操作性质与法律依据 - 央行恢复在国内购买国债操作，但并非“财政赤字货币化”或“大放水”[1] -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禁止央行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从根本上杜绝政府靠印钱填补亏空的可能性[3] - 法律第二十三条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作为常规流动性调节工具，市场缺钱时买入、钱多时卖出[4] - 2024年8月至12月央行曾净买入1万亿元国债以稳定债券市场波动，之后市场保持稳定，说明该操作是可控的常规手段[5][7] - 与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时将利率压至接近零并海量投放资金的危机模式有本质区别[7] 货币发行机制转型背景 - 过去三十年货币发行主要依赖“外汇占款”模式，即企业出口赚取美元后兑换人民币[9] - 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00多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为国内市场流动性提供重要支撑[11] -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难度增加，外汇储备在2023年稳定在3.1万亿美元左右，旧模式问题显现[11] - 经济越来越依赖内需驱动，需寻找更自主的货币发行基础，减少对美元汇率的依赖[13] - 央行购买国债操作本质是推动货币发行机制从依赖外部美元转向依赖内部国家信用（国债）[13] 近期政策协同与市场影响 - 财政部于10月24日在香港发行40亿美元国债，与央行购债形成“内外呼应”的布局[1][15] - 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利率从3.75%调整至4%，中美利差缩小减轻资本外流压力[1][16] - 10月28日上证指数突破4000点，沪深300指数成交量较之前每周平均水平显著增加但未出现过热迹象[18] - 国债收益率未出现大起大落，资金在股市和债市间分布均匀，符合稳健发展方向[18] - 长期看将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基准作用，使优质房产和企业股票价值更贴合真实经济情况[20] 长期金融转型趋势与意义 - 当前处于从依赖外部红利的增长模式转向靠内部活力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转型期[20] - 央行购债和财政部发债等操作是为金融安全打基础，而非应急的救火措施[20] - 货币供应从跟随出口转向跟随国内经济需求和国家信用，长期看货币稳定性会更强[15] - 金融市场将变得更自主、更有韧性，并最终反哺经济，使整体发展更稳更扎实[22] - 未来十年财富分配取决于能否跟上货币机制转型和金融周期变化的新趋势[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