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与宏观环境 - 全球经济处于“康波萧条期”，老技术潜力耗尽而新技术尚未成熟，导致存量博弈和多边合作被零和思维取代 [2] - 过去五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8%，但“十五五”期间可能回落至3%至5% [2][7] - 全球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已历史性低于其黄金储备占比，反映对美元公信力的“怀疑”而非传统“避险” [6]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变 - 房地产行业虽不再是增长支柱，但仍占据中国居民财富的50%，并与地方财政和基建深度捆绑，其债务链条和历史遗留问题将是未来五年的负累 [3][8] - 当前财政政策重心在于“化债”而非单纯“刺激”，股市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8] - 中国出口高增长部分得益于西方通胀、供应链断裂及疫情期间特殊需求，随着世界恢复正常，高增速难以为继 [6][7] 企业战略与投资逻辑演变 - 全球化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变为需考虑“风险”变量，企业为供应链安全进行“基于安全的补偿性投入”，推高全球化成本 [4][5] - 投资应选择能带来“瓦特蒸汽机”级别增长的AI时代，而非在低增长领域消耗，过去35年投资纳斯达克指数回报达51倍，远高于死守日本股市 [9] - 企业价值将直接与其“使用AI的能力”关联，资本更愿为具备“AI驱动能力”或拥有“防御AI冲击能力”的企业买单 [11] 资产配置与产业焦点 - AI是当前投资的“大海”，如特斯拉（若能实现人形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英伟达和谷歌等能持续产生巨额利润的“生息资产”代表未来方向 [10] - 并购逻辑从“大鱼吃小鱼”的规模导向，转变为看重技术壁垒和AI驱动能力 [11] 财富传承与企业治理 -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有300万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涉及财富规模达300万亿元人民币 [12] - 代际传承成功概率低，需从“人治”转向依靠家族办公室和治理结构的“法治”以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