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小银行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改革化险需从根源转变发展模式，而非仅依赖兼并重组或资本补充的被动应对[1][2] - 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行业竞争格局重塑、货币金融政策变化三重挑战共同宣告中小银行传统业务模式的终结[1][3][7][11] - 中小银行需通过数实融合、精细化服务、政策支持等综合措施重塑核心竞争力，转变是存续的必然[2][15][16][17] 宏观经济形势变化 -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下行，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同步放缓，“增量萎缩、存量恶化”使中小银行承受主要压力[3] -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部分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接近甚至低于8%的监管最低要求，风险抵御能力逼近底线[3] - 中小银行贷款结构与所在地产业结构深度捆绑，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关联密切，风险呈“地毯式”暴露[5][6] - 贵州银行2023年房地产不良率超过40%，行业性风险集中释放，对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毁灭性打击[6] 行业竞争格局变化 - 银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国有大行资产规模占比从2019年底至2025年三季度末提升4个百分点以上，资源向头部加速汇聚[7] - 大型商业银行数字化投入巨大，2024年中农工建四家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均超230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超3.2%，工行金融科技人员达3.6万人[8] - 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占比大幅上升至45.1%（升幅19.3个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占比急剧下降至25.9%（降幅13.4个百分点），对中小银行构成“降维打击”[9] - 中小银行面临“不转型等死，乱转型找死”的两难困境，业务空间被不断压缩[9] 货币金融政策变化 - 货币政策宽松导致LPR多轮下调，商业银行净息差从十年前的3%以上大幅收缩至2025年二季度1.42%的历史低位，不良贷款率处于1.49%较高水平[11] - 2025年二季度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净息差较不良率低1.2、0.4个百分点，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则高出0.1、0.3个百分点，中小银行“痛感”更强[12] - 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开拓困难，财富管理业务面临产品同质化、人才匮乏、客户不信任困境，投资业务波动大、稳定性差[14] 发展模式转变路径 - 推动中小银行与有生态、技术和产业链优势的第三方机构合作，重点从消费金融转向供应链金融，发展供应链金融科技[15] - 利用网点优势和差异化数据推进精细化服务，改变对地方政府项目、房地产项目的过度依赖，提升本地金融服务覆盖面[16] - 改变货币财政补贴政策“重大轻小”趋势，将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政策拓展覆盖到所有大中小银行机构[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