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间国际经济形势与风险 - 发达国家将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迷失的20年” [1][5] - 美国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2.1%，较1960-2008年的3.3%下降了三分之一 [5] - 欧元区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1.1%，较1960-2008年的3.1%降至约三分之一 [5] - OECD国家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1.6%，较1960-2008年的3.4%减半 [5] - IMF预测美国2025年GDP增速为2.0%，2026年为2.1%；欧元区2025年为1.2%，2026年为1.1% [6] -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导致资金大进大出冲击发展中国家，并大量流入投机性股票市场 [7] - 道琼斯指数从2008年6月的12000多点涨至当前超过46000点，泡沫风险显著增大 [10] - 十五五期间美国很可能出现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人工智能泡沫破灭，并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 [1][10] 中美关系与博弈态势 - 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旨在维护其霸权地位 [1][12] - 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2024年达到美国的130% [12] - 美国通过军事围堵、贸易战、科技战、组建意识形态同盟及推动脱钩等手段遏制中国 [12] - 中美根本矛盾可能在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50%、经济规模达美国两倍时结束 [13] - 届时中国东部沿海三市五省（人口超4亿）人均GDP或与美国持平，美国科技优势将基本消失 [13] - 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两倍时，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企业至关重要，基于自身利益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合作 [14]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挑战 - 到2035年前中国仍有8%的年均经济增长潜力 [1][18] - 201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美国的22.6%，具备显著的“后来者优势” [18] - 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为美国22-23%后的16年里，均实现了人均GDP年均8%以上的增长 [18] - 中国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换道超车机遇，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 [19] - 中国每年有600多万STEM毕业生，数量超过七国集团总和，拥有人才优势 [19] -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制优势 [19] - 当前实际增速（如2023年5.2%）低于潜力的两大原因：应对美国技术卡脖子占用大量资源；经济信心不足 [1][21] 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归因辨析 - 国际与国内将增长下滑归咎于“国进民退”的体制机制问题 [22][24] - 实际主因是2008年后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中国年出口增长率从1978-2018年的18%（加入WTO至2008年为24%）下滑至近年3%-5% [22] - 出口主力民营企业受冲击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减少、信心下降 [24] - 政府为稳增长保就业投资大型基建（如高速公路从2008年6万公里增至现在超19万公里，高铁从1035公里增至超45000公里），这些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并拉动了民营企业的原材料生产和消费 [24] - 人口老龄化并非近年经济增速下滑主因，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1.2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有效劳动数量在增加 [25][27] - 全球53个老龄化国家在老龄化前后十年的人均GDP增长未受影响，部分“未富先老”国家老龄化后经济增长反而加速 [25] 政策建议与发展策略 - 提振经济发展信心需学界和媒体厘清经济下滑主因是外部而非体制机制问题 [1][27] - 需突破理论桎梏，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 [1][28] - 货币非中性：若增发货币用于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且增速不高于生产力提高速度，则不会引发通胀 [28][29] - 应更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增长部门提供更宽松信贷 [29] - 需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突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教条 [1][29] - 该3%红线源于欧元区特殊财政纪律，无普遍意义；中国经济增长超5%，且财政赤字多用于形成资产的投资，而非消费 [29][30] - 需突破“李嘉图等价”理论束缚，该理论假定经济零增长；中国将财政投资用于消除增长瓶颈（如基建），可提高未来生产力与税收，从而消化债务，无需增税 [30][32]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基建，中央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从25%升至36%，后因经济增长加速，在税率下降背景下该比重于2008年前重回25% [32] - 通过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比5%更快的增长速度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