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重心转变 - 国家发展重心从疫情后“量的修复”转向“质的跃迁”，首次明确“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双目标 [1] - 国家战略进入以创新效率、产业结构、区域协同为核心的新周期 [4] - 政策重心从“恢复性消费”转向“结构性提质”，通过供给端创新激发中等收入群体长期消费潜能 [22] 科技创新与硬科技投资 - 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核心位置，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 科技战略逻辑从解决“卡脖子”升级为体系化“定规则”，重塑创新能力整体结构 [6] - 半导体装备、工业软件、AI芯片、工业母机、先进材料在内的硬科技自主化是“体系攻关”的底层逻辑，投资机构有机会直接参与国家科技任务前置融资与成果转化 [10] -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11] - 相比于“十四五”，“十五五”从“增量制造”转向“效率制造”，从“产业补链”转向“要素重组” [12] 产业升级与现代化产业体系 -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 传统行业进入“AI化、自动化、服务化”结构转型期，投资机构可推动企业设备更新、流程重构与节能降耗实现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 [15] -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将成为未来产业集群整合对象 [11][15] - 投资机构可通过平台化并购实现“横向规模+纵向深度”扩张，构建“产业操作系统” [15] 绿色发展与ESG投资 -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16] - 绿色议题从“十四五”的约束性指标上升为结构性制度，绿色发展从生态议题升维为资本议题 [17] - ESG可能成为隐性信用评级体系，绿色基础设施可能形成可持续投资闭环，风光储氢、碳资产管理等绿色领域将持续发展 [20] - 绿色要素有望被重新定价 [20] 消费升级与银发经济 - 将消费升级上升为经济结构转型核心驱动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21] - 服务化与体验化消费可能成为主旋律，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带动免税、跨境、旅游等投资机会 [25] - “银发经济”首次从社会议题上升为产业议题，成为国家长期经济结构调整重要组成部分 [22] - 老龄化带来医疗、康养、护理、居住、保险等多种产业机会，文旅+康养、老年教育等“主动享老”领域及AI护理、可穿戴健康监测等“科技助老”领域将崛起 [25] 区域协同与统一大市场 -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6] - 区域政策从“发展梯度”转向“结构协同”，以统一市场为抓手实现制度一体化与空间要素融合 [27] - 投资机构可深化与地方引导基金协同，借助国家战略与地方政策双重赋能夯实项目基础 [30] - 未来五年可能出现全国化整合潮，通过产业迁移+园区运营实现中西部与东北新产业落地 [30] 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 -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31] - 金融改革强调资本市场结构性完善，由“融资为主”转向“投资-融资-退出”全链条循环 [32] - 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直接投资机构将成为金融强国建设重要载体，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提速 [31][35] - 退出路径多轨化，注册制改革常态化、REITs扩容与跨境上市通道并行，形成多层退出路径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