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上诉机构停摆与多边贸易体系现状 - WTO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11日起已停摆近6年，其停摆源于美国自2017年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2] -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指出，美国实际上已退出WTO，无视数十年维护的贸易规则，其他成员必须推动该体系向前发展，即使没有美国参与，WTO也需要继续运作[2] 全球化进程的演变 - 全球化正从“快全球化”向“慢全球化”过渡，国际贸易总体规模仍在增长，但增速正在放缓，去全球化的说法毫无根据[6] - 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快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经历了爆炸式增长，驱动因素包括各国在开放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以及技术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境流通成本[5][6] 当前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常态特征 - 特征之一是贸易武器化，贸易政策可能被用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6] - 特征之二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仅占全球进口的13%，高关税的成本最终将主要由美国自身承担[6] - 特征之三是预防主义的兴起，源于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高度关注，例如中国和欧洲已建立碳定价机制，但各国碳价格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新的贸易壁垒[7] 气候变化、环境与贸易的联动挑战 - 全球90%的人口已受到环境危机影响，采取行动迫在眉睫[2] - 目前缺乏可执行的全球环境法规，《巴黎协定》行动过于分散，缺乏具体法规的约束力，可能导致贸易摩擦[3] - 美国极不配合，多次退出国际协议，削弱和延缓了国际化进程的有效利用和规范[3] 中国的贸易表现与角色 - 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口18.39万亿元（同比增长2.3%）[7] - 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需要继续推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宏观经济再平衡，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扩大海外投资、优化贸易结构，将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7] 数字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 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打破地域壁垒，推动服务贸易增速超过货物贸易，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8] - 服务贸易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和跨境数据传输，但各国数据治理监管体系存在显著差异，设置了新的贸易壁垒，构建国际数字治理体系已成为关键问题[8] WTO改革与未来方向 - WTO面临重大系统性矛盾，美国已退出其约束且不断违背承诺，却仍参与该组织决策[9] - WTO改革需重新平衡成员与秘书处之间的权力结构，目前成员权力过大而秘书处参与度不足，阻碍了决策效率[9] - 未来需在贸易、环境、电子商务和补贴纪律等领域促进贸易便利化，消除贸易中的非法障碍[9] 企业在新环境下的战略应对 - 企业必须增强前瞻性能力和战略灵活性，及时把握地缘政治、技术和政治领域的趋势变化，从早期信号中识别风险和机遇[7] - 企业需要提升自身适应能力，增强供应链和生产系统的灵活性，并不断调整服务模式以符合各国监管要求[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