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形势判断 - 会议肯定2025年及“十四五”成绩，认为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预计2025年全年大概率实现5%的增长目标，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四季度预计增长4.6% [4] - 会议指出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包括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同时强调这些问题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4][5] - 2025年经济韧性体现在出口好于预期，占全球出口份额持续提高，以及资本市场表现好于预期，股市显著走强，尤其是科技股涨幅明显 [4] 宏观政策基调与目标 - 政策基调延续“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7][8] - 政策目标相对淡化应对“外部冲击”，转向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体现“以我为主”的导向和战略自信，2025年1-11月出口累计增速仍实现5%以上 [8] - 政策目标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降低对外需依赖，增强发展自主性 [9] 财政政策 - 财政政策将“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建议2026年财政赤字率不宜低于2025年（预计不低于4%），新增债务总规模有必要提高到15万亿元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必要达到或接近名义GDP增速5%左右 [3][14][15] -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支出占比接近40%，未来将进一步向居民端和民生保障倾斜，并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以提高使用效益 [16] - 高度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将通过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提高地方债务限额、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健全地方税体系、上移部分事权支出责任至中央）等方式，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 [3][17][18] - 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短期将优化化债方式（如根据需要靠前使用额度），中长期构建长效机制，并计划根据债务投向分别使用国债、一般债、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 [19][20] 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预计2026年存在1-2次降息（幅度10BP）和降准（幅度50BP）机会，降息或在一季度，降准或在四季度 [21] - 结构性工具使用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预计加大对消费、养老、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并可能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额度 [21] - 将持续深化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包括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收窄短期利率走廊、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等，并注重盘活存量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 [22] 扩大内需与消费投资 - 战略定位上强调“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内需的“主导”作用地位提升 [23] - 提振消费将从三方面发力：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如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优化消费环境和条件（如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优化假期制度）、推动供需适配（如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23][24][25] - 养老服务存在供给短板，2023年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养老床位数为24张，低于美国（29张）和日本（28张），且床位使用率仅50%左右 [25] - 文体设施供给不足，截至2024年底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为3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 [25] - 投资政策目标从“提高效益”转向“推动投资止跌回稳”，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 [26] - 投资促进方式将形成中央、地方、政策性金融、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包括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用途、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 [27] 资本市场改革 - 会议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核心任务是重塑市场三大功能以服务国家战略 [28][29] - 赋能新质生产力，支撑“科技强国”：未来需进一步优化上市标准（如为“硬科技”企业开辟IPO绿色通道）、提高行业包容度（如支持“新消费”领域企业上市）、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并打通转板通道 [29][30] - 促进居民财富增长，助力“共同富裕”：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优化并购重组和再融资制度）、推动上市公司增强投资者回报（如鼓励多次分红和“注销式回购”）、进一步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31] - 提高国际竞争力，服务“金融强国”：将加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包括优化企业境外上市支持、吸引境外企业来华上市、优化QFII/QDII和互联互通机制、研究延长A股交易时间至5.5小时、开发有全球影响力的指数及衍生品等 [32] 房地产市场 - 政策从“推动止跌回稳”转向“着力稳定”，核心是“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通过供需两端精准匹配维持市场平稳 [3][32] - 明确“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为开发商注入流动性并增加保障房供给 [3][33] - 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可能涉及打破制度壁垒，如推进异地使用、扩大使用范围以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需求 [3][33] - 提出“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标志着行业向高品质、绿色、低碳、智能化住宅转型，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升级 [34] - 关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法从“推动构建”变为“加快构建”，进入加速落地期，新模式将是保障房与商品房双轨并行、租购并举的健康发展生态 [35]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来将鼓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36] - 科技创新区域聚焦于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6] - 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布局包括：推动矿业、冶金、化工等8个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4个新兴产业成为核心支柱产业；加快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等6个未来产业形成新增长点 [37] - 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直播电商、策展零售等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将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37] - 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同时，将更加重视AI治理体系建设，完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7] 民生与社会保障 - 就业领域提出“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试图打破社保待遇的二元壁垒 [3][38] - 教育领域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并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以适应人口变动 [3][38] - 医疗和养老领域，政策重心转向支付机制改革，提出“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应对老龄化，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药品集中采购”以控制医疗费用、确保医保基金可持续性 [3][39] - 人口和生育领域，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将人口问题提升至“总量安全”高度，旨在通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稳定人口基础 [3][40] 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 - 方法论层面提炼出新的规律性认识，包括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 [2][7] - 政策工具注重“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和发挥存量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 [7][12] - 盘活存量政策重点包括：盘活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及行政事业单位国企闲置资产（利用REITs等工具）；优化信贷存量结构，引导资源投向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完善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机制；巩固结构性减税降费成果；整合优化产业补贴与扶持基金 [12] - 2026年可储备的增量政策工具包括：动态调整预算以扩大财政支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从商品消费调整到服务消费；启动新一轮有效益的投资计划（重点支持东部地区）；探索增发国债成立规模约2万亿元的“房地产稳定基金”；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提高国资收益上缴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目标将城乡居民养老金从2024年月均243元提高至农村低保水平（约600元/月），预计需资金7000-8000亿元 [13][53] - 优化实施“两新”“两重”政策，建议“以旧换新”从耐用消费品补贴转向服务消费补贴，并优先支持投资效益好、前期储备充分的“两重”项目，尤其是跨区域重大工程 [1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