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转向 - 美国正以“特恩贝里体系”替代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框架，旨在重构全球贸易规则[1] - 新体系的核心是以美国主导的双边谈判取代多边共识，追求灵活性与效率[5][11] - 政策目标包括缩小贸易逆差、提升制造业比重及增加民众收入[5] 政策执行策略与特点 - 政策操盘手贸易代表格里尔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结合市场准入优惠与关税工具[13][14] - 将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绑定，以此为由对中国等“主要竞争对手”施加高关税[9][16] - 对全球实施分层关税策略：对中国关税约45%，东南亚18%-21%，欧洲日本15%上下，墨西哥加拿大等“后院”国家约10%[20] 对制造业回流的影响 - 政策旨在促使汽车、制药、半导体、机器人、钢铁、化肥等核心产业回流美国[21] - 但面临美国工人工资高、供应链重建慢的挑战，有案例显示回美建厂工人工资比墨西哥高40%且招工难[23] - 制造业占GDP比例未见显著增长，甚至有说法称比原来还低，产业回流效果未达预期[7][26] 对企业与供应链的实际影响 - 企业对华45%关税本意为促使产能转移，但东南亚供应链不全、质量跟不上，许多公司仍需从中国进口[24][26] - 成本上升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商品价格上涨[26] - 企业面临订单减少、成本升高的经营压力[28] 与盟友的贸易关系 - 美国对盟友亦不妥协，欧盟曾因钢铝关税与美国争吵，日本在汽车关税减免上未获让步[29] - 美国拒绝以“共同应对中国”为由给予欧盟关税减免，谈判时常破裂[21] - 这种策略导致盟友关系出现紧张，被形容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29] 全球贸易格局演变 - WTO争端解决机制因美国阻挠法官上任而停摆，多边框架约束力减弱[18] - 全球贸易进入博弈新阶段，中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盟推进数字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整合供应链[33] - 美国重构贸易体系的最终成效，取决于制造业能否真正回流及贸易逆差能否缩小[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