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成果 - 已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供给体系，参与者包括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非银机构及科技公司，基本形成“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格局 [3][25] -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16年前后的约10万亿元增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36.5万亿元，十年增长三倍，近五年年均增速约25% [4][26] - 普惠小微贷款覆盖面显著扩大，授信户数已超过6000万户，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从2015年前后的7%-8%降至约4% [4][26] - 数字普惠金融取得突破，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征信、线上化流程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催生了如“黄花贷”、“杨梅贷”等“一业一策”的精准匹配产品 [5][27] - 形成了“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推进机制，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同时地方层面有多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进行创新实践 [6][7][28] 市场竞争格局变化 - 普惠金融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份额发生明显变化：大型商业银行份额提升，中小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份额下降 [8] - 大型商业银行加速下沉，具体表现为：农业银行2024年底有贷客户总数达458万户，较2023年增加104万户；建设银行2024年底普惠小微有贷客户为336万户；邮储银行为211万户 [8][28] - 传统上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为主的普惠小微金融市场格局被打破，农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市场份额下降较多 [8][29] - 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给中小金融机构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倒逼其进一步创新并深耕服务 [8][30] 发展新阶段的核心挑战与转型方向 - 普惠金融已进入提档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挑战是打破对政策补贴的路径依赖，构建市场化、商业可持续的体系 [1][9][10][31][32] - 当前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导致部分金融机构业务成本高、不可复制，甚至出现净息差倒挂，可持续发展受考验 [9][31] -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让普惠金融“有利可图”，金融机构需重构业务定价机制与成本-收益模型，激活内生动力 [1][11][12][33] - 服务模式需从标准化供给转向个性化、场景化的解决方案 [10][32] 向商业可持续转型的具体路径 - 推动金融机构从“要我做”转向“我要做”，基于自身战略形成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格局 [12][13][34] - 将电商平台、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融入普惠金融生态，将金融服务嵌入生产经营链条，从“生存型”转向“陪伴式”、“发展型”服务模式 [13][34] - 促进政策角色转型，将直接补贴转化为生态赋能（如构建“政府+银行+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监管导向从规模考核转向质量与可持续性考核 [13][34] - 利用数字技术破解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风险难控等核心痛点，通过轻量化渠道降低运营成本 [13][35] - 将ESG理念融入普惠金融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 [14][35] 信贷抑制与非正规金融问题 - 普惠金融市场中信贷抑制现象依然普遍，表现为需求未被满足、未被充分满足或新需求难以及时覆盖等多种情况 [15][16][36][37][38] - 调研发现，较多经营主体即使获得银行贷款，仍需要依赖民间借贷等非正规渠道来填补信贷缺口，例如企业贷款到期时寻求民间过桥资金 [16][38] - 数字授信存在额度门槛（如客户需200万但仅获20万或50万），政策性担保机构因风险厌恶也存在供给抑制，导致部分需求转向非正规借贷 [17][39] - 非正规借贷是普惠金融与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与非法金融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有真实需求场景” [18][19][40] - 完善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立法层面清晰界定其合法形式与经营规则，当前因缺乏制度体系，其常被简单定性为非法活动而难以发展 [20][41] - 在规则明确、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可以互动合作，此举将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 [21][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