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核心在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实现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转变 [1][7]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特征 - 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供强需弱”特征，内需不足是突出短板，表现为CPI徘徊于零左右，PPI已连续27个季度负增长 [4] - 经济呈现“实际增速稳、体感偏弱”特点，实际增速（约5%）与名义增速存在负缺口，导致统计数据与体感存在差异 [4] 消费现状与问题 - 消费占GDP比重约60%，但其增速已从过去两位数高位回落，动能弱化标志着“非解决不可的时间窗口”已经到来 [5] - 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消费率）为39%，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内需不振的核心症结 - 深层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分配格局亟待优化 [7] -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目前约为0.465，自2015年后改善速度放缓，专家建议“十五五”期间应力争降至0.4左右 [8] - 城乡收入比目前在2.3-2.4之间，专家建议“十五五”期间应力争降至2以下 [8] - 居民所得的份额偏低，政府、企业所占份额偏高，需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 [8] - 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较疫情前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财产性收入下降更快 [9] - 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家庭财富显著缩水，抑制了“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拉动 [8] 系统性增收与分配改革建议 - 实施积极的就业优先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投资于从0-3岁教育到终身职业培训的全周期人力资本 [11] - 在稳就业、稳收入方面提出一揽子措施，包括实施保障性补贴、再贷款贴息等 [11] - 对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其权益 [11] - 对于农村居民，建议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种粮补贴，拓展增收渠道 [11] - 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提升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 [12] - 提高政府用于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重 [12] - 稳步提升转移性收入，对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老一小”群体加大补贴力度，如提高生育补贴和农村养老标准 [12] - 着力稳定和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关键是稳楼市、稳股市 [12] - 资本市场的“长牛慢牛”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复苏带来的企业盈利回升 [12] 消费提振的新思路 - 反思以旧换新等商品补贴政策，因其存在“消费的透支效应”，且补贴商品呈现“由大变小”趋势 [13] - 未来政策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补贴应更多转向服务消费和关乎人的发展领域，如文体设施、养老健康、育儿教育等 [13] - 财政应更多投向“人的成长、人的健康、人的就业、人的养老等方面” [13] - 拓展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包括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人工智能+消费，支持滑翔伞、低空经济等新消费形态 [13] - 增加职工的休假和闲暇时间，落实带薪休假，甚至增设法定假期，因中国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远高于G7国家 [14] - 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例如一些城市对汽车、房地产消费的限购政策 [14] 投资协同与长期改革支撑 - 投资是个快变量，其由负转正，尤其房地产投资的企稳对稳定总需求至关重要 [15] - 地方化债周期与土地财政转型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需推动包括税制改革、财权事权重新划分等在内的深层次改革 [15] -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收入、创造高质量就业、最终支撑长期消费增长的根本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