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评判 - 高度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认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并相信民族可以复活，为世界文明作第二次之大贡献 [2] - 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孟学说进行选择性批驳，指出其维护尊卑秩序的伦理本质，但强调抨击的是被君主雕塑的孔子偶像权威，而非孔子本身 [3] - 主张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在批判与继承间寻找契合点，认为文化之盛衰关系民族之兴亡，直至生命最后仍关切文化资料的保存 [3] 李大钊对“第三新文明”的认知与追寻 - 将东西方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认为当时中国文明已达疾病最高之度，而西方文明居优越之域 [4] - 主张以西洋文明之特长，济中国静止文明之穷，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设想出一种兼容并超越中西的“第三文明” [4] - 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自觉运用其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主张不断创新文化内容与形式以创造新生活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李大钊人格的涵养与锻造 - 汲取“天下为公”、“大同”等儒家社会理想，多次阐释“大同团结”的世界构想 [8] - 深受“民惟邦本”等民本思想影响，关切民生，撰写大量文章关注人力车夫、工人、童工等社会问题，建党后所求在于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 [8] - 严于律己，成为北京大学进德会甲种会员，恪守戒条，追求光明磊落之人格与真实简朴之生活，体现清正廉洁、踏实务实的传统美德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