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交所的起源与设立背景 - 金交所的诞生源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化国资改革、规范不良资产处置及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需求，直接政策推手是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2][5] - 该文件规定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在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等限制[5] - 2010年5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京交所）和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天交所）率先揭牌，拉开了地方筹建金融资产交易机构的大幕[5] 金交所的发展与扩张 - 发展初期准入门槛较高，需省级政府批准并通过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验收[6] - 2012年左右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政府，无需中央层面批准，促使金交所数量迅速增长[7] - 2015年前后，全国金交所数量达到近80家的顶峰，形成“一省一所”甚至“一省多所”的格局，围绕其上下游催生的代理商、服务商高达数万家，并混杂了大量“伪金交所”[7] - 金交所通常具有“国资站台+省级监管”的鲜明特征，股东多为央国企或下属成员，例如北金所股东包括北京产权交易所、信达投资等，天金所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出资[7] 业务初衷与早期运营 - 设计初衷是打造公开、透明的专业化平台，服务于金融国有资产转让和不良资产处置，防止暗箱操作，助力企业融资，被视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8] - 首批挂牌项目以金融股权和不良资产包为主，动作规范，信披合规，参与者主要为专业机构[8] 业务异化与风险积聚 - 作为场外市场且游离于“一行三会”监管体系之外，金交所业务边界不断被突破，开始承做非标类城投债、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定向融资等，并与蚂蚁、百度、恒大金服等互金巨头合作，逐渐走上扭曲、异化之路[9] - 2013-2015年，P2P等互金平台为规避监管和寻求合法性，将大额债权拆分或设计复杂嵌套产品，通过金交所“登记备案”和“挂牌”后出售给投资者，绕开了P2P借款额度限制并利用金交所背书吸引资金[10][11][12] - 2015年至2017年3月，有超过20家互金平台与金交所合作推出产品[12] - “资管新规”过渡期传统非标融资渠道收紧，大量融资需求涌向金交所，推动其业务规模和交易量爆发式增长，核心角色从产权交易机构异化为风险“温床”和“套利渠道”[13] - 2020年后，部分平台通过“会员制”、“机构名义代持”等手法绕开监管禁令（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使个别金交所沦为“P2P转型所”，包装不良项目再上市[13] - 多起重大风险事件与金交所有关，如2016年侨兴私募债违约、2018年先锋系“自融”、以及后来的中植系定融、海银财富骗局、雪松控股涉众募资等，导致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13] 监管整顿与清理过程 - 监管关注始于2011年，国务院发布38号文，建立由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5] - 2012年国务院划定红线，如“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15] - 2017年，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禁止互联网平台代销金交所产品[15] - 2018年“资管新规”以“破刚兑、去通道、禁资金池、净值化”原则，对金交所非标融资通道功能造成致命打击[16] - 2019年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披露，全国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的债权类业务存量达8517亿元，涉及约120万名个人投资者[16] - 2020年证监会专项通知后，金交所数量从高峰期近80家降至60余家，联席会议指出其“数量过多，展业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到位”[16] - 2022年，江苏、河北等地率先取消辖区内金交所业务资质，同年7月京交所宣布不再开展一般金交所业务，标志着金交所活跃时代行至尾声[17] - 2023年被称为“金交所关停年”，至2024年8月，全国已有25家金交所被取消资质，19个省级行政区实现清零，上百家“伪金交所”被连根拔除[17] - 2024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公告不再保留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17] - 2025年9月22日，证监会主席吴清确认关闭金交所、“伪金交所”成效明显，同时约7000家僵尸私募机构完成出清[17] 行业兴衰的深层特征与启示 - 金交所的兴衰被视为一部“中国式金融创新”样本，其生于中央与地方的罅隙，兴于非标资产膨胀与监管套利需求，最终因路径根本性跑偏、风险聚集而落幕[18] - 其为行业留下的重要启示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监管框架下进行，否则将如脱缰之马终致险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