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强调并指导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1] -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探索，制定和修改了大量服务国家大局、适应时代要求、体现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性法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 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 地方立法需因地制宜促进创新发展，以响应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2] - 上海在专项立法层面精准发力，例如《上海市数据条例》平衡数据创新与安全，《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为AI产业松绑赋能，《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加速自动驾驶技术落地[2] - 上海在相关立法中嵌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条款，如在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时，将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构建高端产业集群等目标并列[2] - 上海通过优化配套立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如几次修订《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制定《上海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以公平竞争为核心支持民营经济创新[2] 构筑红色文化保护屏障 - 多地人大常委会通过精准立法、系统施策构建红色文化保护法治体系[3] - 山东临沂制定《临沂市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条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全链条，使其从“软性要求”变为“刚性规范”[3] - 陕西延安构建“省级条例+市级办法+专项法规”三级保护体系，出台《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并划定三级保护区，还通过安塞腰鼓、陕北民歌专项立法实现协同保护[3] - 甘肃陇南制定《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厘清部门权责，破解产权复杂等难题，哈达铺年均接待研学团队超200批次[3] - 湖北荆州出台《荆州市湘鄂西苏区革命遗存保护条例》，针对574处革命遗存创新名录保护等制度[3] - 湖南怀化制定仅12条的《怀化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若干规定》，以“小快灵”立法精准解决非国有革命文物修缮难等问题[3] - 上海制定《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将“传承弘扬”置于“保护管理”之前，并设“长三角区域协作”专章推动区域资源共享[3] - 各地强化监督执行与协同发力，如延安公安、文物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宝塔区人民法院成立陕西省首个革命文物保护巡回法庭[3] - 上海建立市、区两级联席会议机制，明确党委宣传部门牵头统筹保护工作[3] - 怀化规定检察机关与文物部门协作，对损害革命文物的行为依法提起公益诉讼[4] 筑牢民生福祉制度根基 - 地方立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 - 各地以“小快灵”立法为抓手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如海南三亚2024年出台《三亚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保障“乘梯安全”，2025年制定《三亚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回应“入学难”[5] - 湖北武汉围绕“一老一小”与居住品质发力，2024年制定《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缓解“带娃难”，2025年施行《武汉市养老服务条例》破解居家养老难题，同时以《武汉市住房租赁条例》和《武汉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条例》保障居住权益[5] - 多地人大深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增强立法科学性与民主性，如湖南永州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在代表联络站，将部分意见直接转化为法规条文[5] - 三亚建成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通过媒体公告、网上讨论区、第三方问卷等渠道广纳民意[5] - 武汉依托2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与300余个信息采集点，建立“意见征集—反馈—激励”闭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