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在全球经贸秩序不稳定、国际形势复杂背景下，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风险常以公共安全形式呈现，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1] - 广东省作为经济、外贸、人口大省，需通过技术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夯实基础[1] - 公共安全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与法治化三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成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框架，并需在实践中不断优化[7] 公共安全治理的技术赋能 - 技术化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从经验决策到大数据决策、从人力密集到人机协同的根本转变[2] - 数字平台与数字应用构成现代化基础设施，助力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治理主体可通过安防监控、数字平台进行公共监测和大数据分析，预防处理安全事件[2] - 治理主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App、微博、小程序等信息平台向公众及时发布预警、安全提示和辟谣信息，消除公众紧张情绪[2] - 广东省深度应用“粤平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云平台，集科技赋能、风险预警与服务延伸于一体，提升了治理技术化水平与能力[2] 公共安全治理的制度建设 - 制度化旨在构建权责明确、有效运行、衔接有序的体制机制，确保治理者与参与者规则化、程序化、常态化作业，其水平直接决定治理能力[3] - 针对突发性、跨领域、跨层级特点，需建立权威高效灵活的应急管理制度，我国已建设中央至地方六级应急指挥制度，广东省亦有相关应急预案[3] - 针对社会关系复杂性，需建立常态化风险评估与研判制度，定期评估各领域公共安全风险，例如《广东省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行动方案》提及城镇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安全整治[3] - 针对问题长期性，需构建多元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制度，广东省构建“1+6+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覆盖全省21个地市的122个县（市、区）和1612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有效维护公共安全[4] 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深化 - 法治化通过将治理技术和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旨在防止公权力侵害无辜，推进人民享有公共安全，并为治理提供正当程序和法律依据[5] - 法治化需对抗技术化和制度化过程中的异化，关注包容性治理，防止基层数字负担、数字鸿沟，所有治理行为应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6] - 在法律供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持续优化立法与修法，相继出台《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广东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6] - 在执法司法方面，广东司法机关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依法裁判推进治理，202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6] - 法治化需将法治思维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与普法工作全过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