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资深外交官董云裳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比疫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外界看法更加乐观，特朗普政府初期的试探性施压未果后，其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已逐渐形成，转向以更平等姿态进行谈判 [7][11][12] -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意义重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增进互信、推动共识落地具有关键作用，未来若能在2026年实现多达四次会晤，将创下历史新高，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出积极信号 [8][9] - 特朗普提出的“G2”概念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定义为“同一量级”，反映了美方将中国视为对等伙伴的认知，双方关系被期待构建为一种“既竞争、也合作”的复杂互动模式，而非零和博弈 [10][21][26] - 密集的高层互动（如2026年可能的多次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托底”，抑制突发负面事件的冲击，为推进具体领域合作创造空间和稳定框架 [16][17] - 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有所回暖，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友好合作与接触，这得益于特朗普多样化的对华表述、中国国际形象的更多元呈现以及公众对中国实力认知的提升 [19][20] 中美关系现状与近期发展 -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势得以延续，多个美国代表团（涵盖农业、地方官员、智库等）相继访华，涵盖了地方交流、经贸合作、政策沟通等多个层面 [2][7] - 当前中美关系被中方部分人士描述为“软着陆”，即实际发展好于此前可能更严峻的预期，美方国内讨论则认为这是美方经历“痛苦的领悟”后，意识到必须通过平等谈判和妥协才能取得进展 [11][14] -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已成形，财长贝森特主导经贸关系，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涉华表述上表现一致，强调避免冲突且无意挑衅，核心决策人物明确 [12] - 相较于一两年前，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降低，最严重、最具破坏性的干扰因素发生风险低于过去 [18] 高层互动与未来展望 - 2026年，中美元首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将是美中建交或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频率，对双边关系稳定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9] - 密集的高层会晤有助于抑制突发负面事件，为外交斡旋和推进积极成果创造更大空间，能对潜在冲击起到“托底”作用，防止关系“跑偏” [16][17] - 双方有望在朝鲜半岛、中东（如加沙重建）、伊朗、俄乌问题等地区冲突上挖掘合作潜力，若取得突破将成为极具价值的合作成果 [18][19] 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动因 - 特朗普政府初期经历了政策过渡和“试探行为”，在对华施压未达到预期效果后，调整策略，转而以更加平等（peer to peer）的姿态进行谈判 [11] -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董云裳认为这准确反映了特朗普将习近平主席视为对等大国领导人的看法 [10] - 特朗普谈论中国的方式多样，既强烈批评贸易关系，又对中方领导人表现出高度尊重，这种表态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对华观感 [20] - 美国社会并未远离“中国是竞争者”的判断，但更多民众倾向于将中美关系理解为“既竞争、也合作”，而非必须对抗或击败的对手 [20][21] 外交沟通与处理方式 -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外交机构的倚重不及往届，但一些“常规”沟通渠道正在重新打开，中美经贸谈判及元首会晤的外交互动流程已回归常态 [22] - 两国各部门在不同议题上的跨部门沟通渠道正在逐步打开并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例如防长会谈、联邦调查局局长访华等 [23] - 特朗普偏好非传统外交方式，倚重自己信任且能便捷沟通的人（如女婿库什纳），这种方式虽非正统，但在处理如俄乌问题等棘手事务上，迄今取得的进展超过过去三年任何其他尝试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