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选择“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1][12] - 需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固消费增长根基 [1] - 传统与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均有发力空间 预计人民银行将继续降准降息 [1][5] - “内循环”提质升级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赋能 将进一步筑牢中国经济韧性 [1][13] 消费增长与政策 - 消费政策逻辑正从“增量拉动”转向“结构优化” 以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3] - 部分商品与服务如高端品牌、老年智能产品、体育文娱等存在供给不足 部分商品则供过于求 [3] - 实现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需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管齐下 [3] - 需求侧应以稳定收入预期为主 如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辅以加大消费补贴与信贷支持 [3] - 供给侧应探索消费升级路径 如提升服务消费占比 加快放宽服务消费限制 并对赛事经济、“人工智能+消费”等领域加大扶持 [3] - 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在于收入预期有待企稳 需强化就业优先导向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 [4] - 缓解预防性储蓄压力方面 住房领域可探讨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并推出购房贴息政策 [4] - 教育领域可推动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缓解家庭“教育竞赛”压力 [4] - 医疗领域可在优化药品集中采购基础上 加强对困难群体关爱帮扶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等创新制度 [4] 货币政策与工具 - 2026年人民银行将延续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 预计将继续降准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1][5] - 随着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扩张拉动减弱 货币政策将更加依靠资产负债表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 [5] - 在货币吞吐调节方面 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 中国在操作工具、操作模式和操作规模仍有较大创新提升空间 [5]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对当前效果较好的工具进行“加量降价” 即适时增加额度、降低利率 [1][5] - 对于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可探索其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5] 人民币汇率 - 2025年人民币升值是内外部波段共振的结果 外部因素包括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和美元走弱 内部因素包括信贷需求反弹、库存同比从低位修复 [6] -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提升 跨境资金流动频繁 本币汇率更易受外部冲击 容易出现过度波动和偏离国内基本面 [6] - 2026年 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呈现“前强后弱、全年大致区间震荡”的态势 [6] 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 - 科技金融方面 2026年政策重点或在于研究制定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政策、完善升级“创新积分制”应用、出台《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管理办法》、落实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扩容政策及支持科创债发行 [8] - 未来若能参考《巴塞尔协议III》最新规定 将商业银行通过AIC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风险权重由250%—1250%降至100% 并支持AIC设立专业研究机构 或将提升支持科技金融的质效 [8] - 绿色金融方面 基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金融相关业务或将获得进一步推进 [1][9] - 目前地方试点碳市场和全国碳市场都暂未有中资银行加入 未来需给予银行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资格 才能有效支持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9] - 欧盟碳市场年度交易额占全球碳市场总交易额比例超过80% 其中超过70%的成交额直接来自金融机构 [9] - 普惠金融方面 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覆盖力度将进一步提升 金融机构将有更多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的机会 [9] - 在普惠信贷价格持续下行、不良有所上升环境下 需避免“内卷式”竞争 实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形成可持续经营的差异化竞争力 [9] - 养老金融方面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推广能提升居民养老保障水平 并通过充裕老龄人群消费资金来源支撑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 未来如何形成全国统一、长期可持续的多渠道筹资来源设置 是长护险制度有效落地的关键 [10] - 数字金融方面 金融机构自身面临数智化转型机遇 同时在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上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面临更多机遇 [10] - 为促进金融机构降本增效、防范中小金融机构潜在运营风险 监管部门或可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机构数智化组件共享平台 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将模块化“人工智能”运用组件开放给中小金融机构使用 [10] 黄金市场 - 主要经济体债务继续扩张、潜在劳动生产率同比继续下滑以及地缘冲突频发奠定了金价强势大背景 [11] - 美联储降息预期发酵、对等关税、美国政府关门、日法政坛动态及对发达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提供了2025年黄金强势上涨的直接驱动 [11] - 美国债务周期近尾声、美元本位币地位下降、新旧技术交替期、劳动生产率低迷都使得黄金投资价值显著上升 预计2026年黄金仍有上涨空间 [11] 内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 “内循环”提质升级将为“外循环”筑牢根基 产业竞争力提升有助于在开放中掌握主动权 畅通国内统一大市场与释放内需潜力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持续增长空间 [13] - 推进高水平开放可激活内循环效能 体现在吸引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研发设计等领域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13] - 扩大进口高品质消费品和中间品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13] - 在推动规则、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基础上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可规范国内企业竞争行为 通过“开放压力”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 [13] -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也是协同发力方向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