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将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需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固消费增长根基，货币政策预计将继续降准降息，并优化结构性工具，同时“五篇大文章”将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人民币汇率可能前强后弱、区间震荡，黄金仍有上涨空间 [1][13] 消费增长与政策 - 消费政策逻辑正从“增量拉动”转向“结构优化”，以匹配消费升级需求，解决部分领域供给不足与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的问题 [3] - 实现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需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需求侧以稳定收入预期为主，辅以消费补贴与信贷支持；供给侧需探索消费升级路径，如提升服务消费占比，并加大对赛事经济、“人工智能+消费”等领域的扶持 [3] - 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在于收入预期有待企稳，需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并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 [4] - 缓解预防性储蓄压力的政策组合拳包括：住房方面可探讨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并推出购房贴息政策；教育方面推动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缓解“教育竞赛”压力；医疗方面优化药品集采并探索长期护理保险等创新制度 [4] 货币政策与工具 - 步入“十五五”后，传统与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均有发力空间，预计人民银行2026年将继续降准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5] - 随着传统工具对信用扩张拉动减弱，货币政策将更依靠资产负债表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在货币吞吐调节的操作工具、模式和规模上有较大创新提升空间 [5]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对效果较好的工具进行“加量降价”，即适时增加额度、降低利率 [5] - 可探索将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转为常态化制度安排 [5] 人民币汇率展望 - 2025年人民币升值是内外波段共振结果：外部因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和美元走弱，中美关系下半年缓和；内部因信贷需求反弹、库存同比从低位修复 [6] -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度提升，跨境资金流动频繁，本币汇率更易受外部冲击出现过度波动 [7] - 预计202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呈现“前强后弱、全年大致区间震荡”的态势 [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五篇大文章” - 科技金融：2026年政策重点或在于研究制定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政策、完善“创新积分制”金融应用、出台《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管理办法》、落实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扩容、支持科创债发行，以进阶“股贷债保”全链条服务体系 [9] - 提升科技金融质效的潜在举措包括：参考《巴塞尔协议III》，将商业银行通过AIC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由250%—1250%降至100%（在银行资本净额10%额度内），并支持AIC设立专业研究机构 [9] - 绿色金融：2026年基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金融相关业务或将获得进一步推进，但目前中资银行尚未加入全国碳市场 [10] - 只有给予银行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资格，才能有效支持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否则因难以处置抵押品导致产品无法落地 [10] - 欧盟碳市场年度交易额占全球超80%，其中超70%成交额直接来自金融机构（含代理客户交易） [10] - 普惠金融：在推动平台企业与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的要求下，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覆盖力度将提升，金融机构有更多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会 [10] - 在普惠信贷价格下行、不良上升环境下，需避免“内卷式”竞争，推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形成可持续经营的差异化竞争力 [10] - 养老金融：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背景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提升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并支撑养老产业发展 [11] -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形成全国统一、长期可持续的多渠道筹资来源设置 [11] - 数字金融：在“人工智能+”转型浪潮下，金融机构面临自身数智化转型及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双重机遇 [11] - 为促进降本增效并防范中小金融机构运营风险，监管部门或可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机构数智化组件共享平台，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将模块化“人工智能”组件有偿开放给中小机构使用 [11] 黄金市场展望 - 2025年黄金强势上涨的背景是主要经济体债务扩张、潜在劳动生产率同比下滑及地缘冲突频发，直接驱动因素包括美联储降息预期、对等关税、美国政府关门、日法政坛动态及对发达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13] - 未来因美国债务周期近尾声、美元本位币地位下降、新旧技术交替期及劳动生产率低迷，黄金投资价值显著上升，预计2026年黄金仍有上涨空间 [13] 内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协同 - “内循环”提质升级为“外循环”筑牢根基：产业竞争力提升有助于在开放中掌握主动权；畅通国内统一大市场与释放内需潜力为外资企业提供增长空间，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来华聚集，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 [13] - 推进高水平开放可激活内循环效能：吸引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研发设计等领域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扩大进口高品质消费品和中间品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推动规则、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基础上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可通过“开放压力”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