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聚焦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三个东南亚主要经济体 分析了其在2026年面临的政治经济关键变量与潜在发展路径 三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其经济前景与全球产业周期、国内政治决策及大宗商品价格密切相关 [3][4][6][9][10][11] 越南：高FDI下的政治改革与制造业依赖 - 越南将于2026年1月举行十四大选举新领导层 政治班子的选择（温和或激进）是影响其资产走势的关键变量 [4][5] - 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 2025年FDI流入增速超过15% 这是其设定10%GDP增长目标及信贷增速超过15%的底气 [4] - 越南经济前景与全球半导体或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周期紧密相关 因其是制造业出口国而非资源出口国 [4] - 最佳情景是温和政治班子叠加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周期维持 最差情景是激进政治班子叠加人工智能资本支出退潮 [5] - 外交上奉行“竹子外交” 力求在中美间保持中立 但长期看可能被迫选边 2026年仍有回旋空间 [4] 印度尼西亚：资源民族主义与改革转向 - 普拉博沃总统在2026年大概率将开启其改革计划 核心是构建一个覆盖更广政治光谱的大家族共治体系 而非聚焦特定地区的政府投资 [6] - 改革政策资金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大宗商品出口收入 因此预计印尼不会放弃资源民族主义政策 [7] - 印尼央行及商业银行被认为比越南更专业但更保守 这加剧了其经济的顺周期属性 [8] - 最佳情景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央行汇率掣肘减少 同时总统推行温和改革调整赤字方向 最差情景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央行受掣肘无法下调限制性利率 [9] 马来西亚：均衡发展与政治稳定 - 马来西亚经济兼具制造业与资源属性 是从资源出口向制造业转型的案例 其经济结构比越南和印尼更为均衡 发展波动更小 [10] - 2026年对马来西亚而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年份 政治变化相对较小 更显安稳 首相安瓦尔领导的联合政府正为2027年大选做准备 [10] - 当前经济政策是争取提高高端制造业 同时对底层收入人群进行兜底 该战略的实施依赖于良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状况 而非石油价格 [10] - 马来西亚受益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 如新加坡外溢的数据中心、槟城的半导体产业园 同时其被中美两国接受为产业区 [9][10] 三国经济驱动因素与比较 - 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更多依赖全球制造业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周期 印尼则更多依赖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源民族主义 [9] - 基于全球经济K型走势 越南和印尼分别站在制造业出口和资源出口的两个极端 2026年至少应有一国表现不错 除非美元大幅走强 [9] - 三国的发展均呼应了本国群众的诉求 越南民众在疫情后渴望经济增长 印尼民众在通胀时期呼唤稳定 马来西亚政府则尝试“既要有要” 群众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诉求是地区发展的最深源动力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