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财政工作核心方向 - 2026年财政工作将坚持内需主导，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并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同时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新质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点领域投入[2] 2025年提振消费的政策成效 - 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直接用于生育养育保障、教育资助、医疗养老补贴等，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意愿[3] - 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手机等数码产品类消费品以旧换新，以稳消费扩消费[3] - 通过稳岗返还、税费减免、担保贷款、就业补贴等政策支持提升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重点群体就业[3] - 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减轻居民后顾之忧，增强消费底气[3] - 通过服务业发展资金支持河北、山西等27个省份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并启动支持第二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以健全城乡流通网络，改善消费环境，释放县域和农村消费潜力[3] 2025年扩大有效投资的政策成效 - 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支出等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项目建设，发挥政府投资带动引导作用[4] - 通过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和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民航机场运营建设及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推动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4] - 通过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引导地方打造一批“智改数转网联”新技改重大示范性项目，以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4] 政策实施中面临的困难：投资结构失衡 - 2024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18.5%，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4%，202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7.2%，人力资本相关投资占比合计仅11.2%，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占比7.3个百分点[7] - 地方政府受短期政绩导向影响，倾向于投资能快速形成成果的基础设施项目，企业则可能过于追求短期产能扩张而忽视人才培养的长期价值[7] 政策实施中面临的困难：新基建与产业挑战 - 新型基础设施在技术自主性、系统协同、能源消耗、制度保障等方面面临问题，例如芯片、工业软件依赖进口，6G关键技术研发存在“卡脖子”风险，低空领域缺乏统一技术标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有待完善[5] 政策实施中面临的困难：消费升级的制约 - 场景消费（如文旅、银发经济、智能产品应用）面临消费品供给“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矛盾，消费环境存在“隐形门槛”，消费基础设施如停车场、充电桩等建设滞后、承载能力偏低[8] - 服务消费存在部分领域优质供给紧缺、区域间服务供给不均衡、优质服务人才资源稀缺、服务消费体验满意度不高等问题，导致部分消费“有需求、无服务”或“有钱花不出去”[8]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财政支出与工具 - 建议适当扩大财政支出盘子，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以及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9] - 建议优化完善“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9] - 建议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工具，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9]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惠民生与投资于人 - 建议扩大民生类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并将扩内需与惠民生有机结合[9] - 建议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9]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预算与改革保障 - 建议统一预算分配权、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为财政扩内需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10] - 建议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财政扩内需精准发力[10] - 建议将预期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将改革纳入宏观治理工具选择，以实现供需管理与预期管理的有机统一，提升宏观政策效能[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