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核心观点 - 中国的公共资源分配主要依赖行政等级而非价格机制 这构成了理解城市发展差异、路径及营商环境的关键框架 [1][8] - 国家治理的“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资源自上而下的分配逻辑 高级别城市优先获得资源 [2] - 城市行政级别直接影响其获取财政拨款、高等教育资源及企业生产效率等关键发展要素 [8][10][11] 城市行政等级金字塔结构 - 金字塔顶端为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行政级别为正部级 其市委书记通常为副国级政治局委员 且下属所有辖区和部门级别均高于普通地级市两级 [4] - 第二层为15个副省级城市（如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济南、杭州、长春） 其行政级别为副省级 市委书记通常为省委常委 市直部门设置参考直辖市 [5] - 第三层为17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如南昌、海口） 虽多为地级市 但市委书记通常由省委常委兼任 政治地位相当于副省级 [6] - 第四层为261个普通地级市（总计293个地级市中除副省级和省会外的城市） 行政级别为地厅级 少数经济强市可能“高配”副省级官员兼任市委书记 [7] - 基层由县级及以下行政单位构成 截至2024年底 中国有2846个县级行政区和超过38700个乡镇或街道 但不同级别城市下属的区县行政级别差异巨大 [7] 行政等级对财政资源分配的影响 - 在五级财政体制下 财政拨款自上而下层层下拨 上级政府优先考虑自身需求 导致下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 [8] - 举例说明：若中央拨款100亿元 在省级分配中 作为省委常委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书记可能先分走一半（50亿元） 剩余50亿元由10个地级市平分 各得5亿元 地级市再分配时 市委常委的市辖区书记可能又分走一半 剩余2.5亿元分给10个县 最终每个县仅得2500万元 仅为总额的1/400 [8] - 20世纪90年代起推行的“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改革 旨在解决“财政漏斗”问题 从侧面印证了财政资源依赖行政等级分配的逻辑 [9] 行政等级对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影响 -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高行政等级城市 39所“985工程”大学绝大部分位于副省级以上城市 仅4所位于普通省会城市（长沙、合肥） 1所位于“准副省级”行政区（陕西杨凌） [10] - 116所“211工程”大学中 北京一城就占据了约五分之一 [10] -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考生众多但优质大学稀缺 而江西省仅有1所211大学 反映出资源分配与行政等级的强关联 [10] 行政等级对企业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学术研究） - 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 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越高 城市级别每提高一级 TFP水平约提高6% 例如 若处级县昆山升为地级市 TFP提高6%后将超过全国90%的地级市 [11] - 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 其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也越严重 城市级别每提高一级 以TFP离差度量的资源错配程度约增加10% 表明高级别带来了更多资源但也可能导致效率损失 [11] - 城市级别提升企业TFP的主要渠道包括：获得更多政府补贴、雇佣技术人才优势更大、融资更便利、承担的地方税负更小 印证了“资源跟权力走”的现象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