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显著分化格局，美国面临顽固的高通胀压力，而中国则面临持续的通缩压力，这两种相反的经济现象正深刻影响各自的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的稳定 [1] 美国的“通胀顽疾”：高物价背后的结构性难题 - 2025年美国通胀压力未消，呈现复杂态势，美联储与家庭均感压力 [2] - 2025年8月美国CPI环比上涨0.4%，年通胀率攀升至2.9%，创当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且连续数月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 [3] - 通胀呈现结构性突出，食品价格单月飙升0.6%，创近三年来最大单月涨幅，油价环比上涨1.9% [3] - 占美国CPI指标72%的要素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已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值，比例为三年来最高，表明价格上涨正从少数品类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扩散 [3] - 关税政策是重要推手，美国对半导体、药品、钢铝等关键领域加征的关税（甚至高达300%）已对企业成本形成实质性冲击，亚特兰大联储研究指出关税已使部分制造商成本上升2%-5% [6] - 移民改革政策导致农业等领域劳动力短缺，例如大量农作物无人采摘导致新鲜果蔬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了2% [6] - 美联储内部对政策应对分歧严重，鹰派主张维持高利率，鸽派担忧劳动力市场恶化提议考虑预防性降息 [6] - 政治压力介入决策环境，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施压要求美联储“立即降息”，同时司法调查事件引发对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 [6] - 美国面临“滞胀”风险，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胀并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季报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是“胀”大于“滞”的风险 [6] 中国的“通缩压力”：物价低迷背后的循环阻滞 -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经济价格指标在低位徘徊，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核心矛盾 [8] - 中国低通胀局面具有普遍性、持续性和结构性特征，自2023年以来CPI同比增速长期在零值附近波动，核心CPI涨幅持续在0-1%的低位区间 [9] - 更综合的指标GDP平减指数已连续八个季度为负，持续时间超过了1998-99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9] - 中国经济保持5%左右的实际增速，但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在名义价值层面未能充分体现 [9] - 生产端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经历了长达30个月以上的负增长 [9] - 在CPI八大类分项中，仅有受国际金价影响的珠宝首饰类价格上涨，其余七大类价格普遍回落或为负，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房租、家电等 [9] - 通缩压力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循环中形成了“房价-收入预期”的负向螺旋 [11][12] -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核心起点，房价下行直接拖低住房成本和相关耐用消费品价格，并引发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居民新增贷款占比降至历史低位 [14] - 居民收入预期转弱，城镇就业人员工资增速放缓，部分在岗人员收入增长“获得感”不强，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于“消费降级”，压制整体价格水平 [14] - 一个矛盾现象是，在物价低迷的同时，中国货币供应量（M2）持续增长，2022年10月至2024年12月M2增长了约20%，但大量新增货币沉淀为居民和企业的定期存款，未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循环 [13] 中美应对路径的比较与全球影响 - 美国政策焦点是在抑制通胀与防止衰退间走钢丝，美联储核心任务是在不触发经济衰退的前提下驯服顽固的通胀 [16] - 美国政策选择空间受到政治压力、供给侧成本推升（如关税）和债务高企的多重约束 [16] - 长远看，美国需要处理其依赖关税保护、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6] - 中国政策焦点是打破负向循环，扩大内需，思路正从传统的投资驱动转向更系统性地修复经济的内生循环 [17] - 中国政策核心是双管齐下：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以及改善居民现金流量表 [20] - 改善居民现金流量表是“扩内需”战略的核心，需通过“稳就业、提收入”、强化社会保障、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意愿 [20] - 稳定房地产等核心资产市场对于修复家庭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稳定预期至关重要 [20] - 中美“一胀一缩”加剧了全球宏观政策的不协调性，两国政策周期错位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增加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 [17] - 两国各自的内向型政策调整（美国聚焦于产业回流和关税，中国聚焦于内需主导）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和贸易格局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