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论述唐代司法官员徐有功在武周时期酷吏横行、司法废弛的政治环境下，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素养、儒家经义知识、基层经验以及不畏强权的胆识，始终坚持明法慎刑、秉公执法，多次平反冤狱，其司法坚守与成就被认为超越了汉代张释之、于定国等名臣[1][3][5] 徐有功的司法实践与风格 - 徐有功在地方任职蒲州司法参军期间，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任满未处死一人[1] - 在司刑寺任职期间，面对武则天重用酷吏镇压异己的环境，常于殿庭论奏曲直，即便武则天厉色诘问，仍神色不挠，争之弥切[1] - 处理颜余庆案时，依据《永昌赦令》和《唐律疏议》，力辩其属于“支党”而非“魁首”，最终使武则天改判颜余庆死刑为流刑[2] - 处理来俊臣诬告裴行本案时，从维护君王威望角度立论，批驳一事再告有损皇帝恩信，成功使武则天再次赦免裴行本[3] - 为被诬行厌诅之术的庞氏申辩，面对武则天诘责，以“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回应，最终庞氏被减死改流[4] - 被皇甫文备诬奏宽赦逆党而免官下狱论死，后却不计前嫌，为坐事下狱的皇甫文备洗脱冤屈，坚守“不可以私害公”的原则[4][5] 徐有功的个人背景与能力 - 徐有功是隋末唐初大儒徐文远之孙，举明经出身[1] - 受益于家学渊源，善于运用儒家经义论说法理[3] - 从基层释褐，对世态人心具备深刻洞悉力，能游刃有余应对复杂局面[3] - 其坚守司法公正的内在基础包括：通贯儒法的专业素养、不畏强暴的胆识魄力、善于应变熟谙人心的机敏干练[5] 徐有功的仕途遭遇与历史评价 - 任职司刑寺近二十载，仕宦生涯跌宕起伏，经历三落三起，并三次被判死刑（三坐大辟）[3] - 曾因替李仁褒兄弟辩白未果，被酷吏周兴劾奏“故出反囚”，坐免官[4] - 因替庞氏申辩，被薛季昶冠以“党援恶逆”罪名，结刑当弃市，后虽庞氏改流，徐有功仍被除名为庶人[4] - 唐代潘好礼评价徐有功优于张释之，认为张释之在汉文帝时中外无事仅是守法，而徐有功在革命之际对抗周兴、来俊臣等诬陷，守死明道，身滨殆者数矣[5] - 南宋王十朋有诗赞曰：“蹈死救人人免死，论功何止汉于张”，认为其功绩超过汉代于定国和张释之[5] 徐有功所处时代的司法环境对比 - 徐有功主要活跃于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唐为周时期，当时酷吏（如来俊臣、周兴）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司法程序严重废弛[1][5] - 其所承办案件多自案发即被为政者基于特定政治目的先行定调，法律意见常被忽略或污名化为“党援恶逆”[5] - 相比之下，汉代张释之、于定国和唐初戴胄分别活跃于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等政治清明、司法平恕的时期，司法官能专注法律问题，较少受政治干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