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国家形态 - 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10] - 论证其国家性质更多从“强制性公共权力”入手，依据包括发达的社会分工、精美手工制品、大体量工程建设、较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管理能力[12] - 古城与外围水利系统是系统性工程，背后存在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但强制性的程度可以讨论，可能并非极端强制[14] - 良渚文化的早期国家形态轮廓清晰但细节模糊，更多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精确事件，其“国家性”程度饱满但尚未成熟[15] - 良渚社会是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社会，或称“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也是一个水利社会[17] 良渚文化的统治模式、核心区域与多中心格局 -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早期国家，其核心范围可能是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C”形盆地，南北约五千米，东西约十千米[18] - 核心区域由莫角山宫殿区、反山墓地和古城共同烘托，莫角山很可能是神圣的礼仪中心，古城与莫角山呈现方圆结构[19][20] - 古城内发现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炭化稻米堆积，折合约两三万斤，附近临平茅山遗址发现面积达八十多亩的良渚时期稻田，表明存在资源集聚[21] - 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呈多中心“城市国家”格局，苏南、上海地区的聚落可能未完全处于良渚古城权力的直接笼罩下[24] - 早期国家具有非领土性特征，且其组织形态可能并非一成不变，很可能经历过形成和退化的反复[24] 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与文明化动力 -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谷物造就国家，因谷物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良渚早期国家以稻作为基础，兼具渔捞经济[22] - 环太湖地区河湖相连，水路运输便利，极大促进了交流、贸易和经济效能，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形成的先天优势[30] - 社会复杂化动力之一来自“因市成镇”，崧泽文化晚期以玉石为中心的商品交换经济发展，枢纽聚落出现集市，促进财富积累和阶层分化[30] - 另一动力来自“因寺成镇”，原始宗教与信仰力量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阶层分化，宗教中心通过巡礼和捐献集中人与物资[31] - 莫角山遗址存在大型燎祭遗迹及建筑，被认定为宗教仪式中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和物资集中是良渚遗址群占据突出地位的重要源泉[32] 良渚文化的中心-边缘关系与资源虹吸 - 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地区是核心区域，表现为更发达多元的经济、区域物资汇聚、大型纪念性建筑、先进手工业体系和成熟象征性表达[26] - 早期国家的中心崛起后产生虹吸效应，能够吸引周边或其他地区的各类资源[27] - 例证包括：吸收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的精髓；太湖西南部聚落在良渚时期减少，人口可能向平原核心区迁移；从周边天目山系乃至辽宁岫岩获取玉料等资源[28] - 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以良渚为核心的早期国家与非国家、城与乡、中心与边缘的结构[36] - 中心与边缘的对比促使“历史感”增强，而周边地区可能萌生了与文明、国家无缘的社会形态，如后世“桃花源”意象的基因[36] 玉器在良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神圣性 - 良渚文化的核心表征是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玉器及组合，以及繁缛神秘的玉器纹饰，玉器深度参与了先民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6] - 玉器被视为神圣之物，其美感和“泛灵论”属性是衍生事神之举的土壤，玉被视作山川之精英，具有非凡属性[7] - 玉器成为身份、性别、等级的表征，例如玉琮一般出现在中、高等级聚落和墓葬中，而玉玦、玉锥形器、玉璜则见于低等级聚落[6] - 良渚人琢玉是审美力的体现，也是超越平凡生活、赋予存在以神圣感的社会行为[8] - 玉琮是体现中华文明绵延性的典型器物，其社会生命始于良渚文化，形制为内圆外方，在良渚文化衰落后，其形制和内涵在不同文化中被传承、解构与演化[39] 良渚文化的衰落及其对后世影响 - 良渚文化在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左右衰落，原因不能止于洪水说等单因论，而是环境灾难、社会危机和应对无力三者交织的结果[40] - 良渚文化衰落后，其文化成分如龟甲占卜、玉琮等被视为商文明中的“东海岸传统”，对商周文化产生影响[41] - 在纹饰上，良渚玉器上的菱形纹、“鸟-兽-鸟”纹样组合、介字型纹、眼睛纹等在青铜器装饰中均能看到[41] - 在礼制上，祼礼（如使用漆觚、玉锥形器等酒器组合）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后传入中原并传承至西周时期[42] - 中原地区三代文明汇聚四方精华，可称为“周边古礼的中原化”[42] 区域文明化进程的差异与比较 - 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文明化进程，区域起跑线不一样，竞争与选择是文明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29] - 以古丹阳泽流域（如高淳薛城遗址）为镜像对比，其生业经济以渔捞业为主导，土地贫瘠，剩余产品、人口增长不足，社会分化不明显，属于“无国家”社会[35] - 与环太湖地区相比，丹阳泽流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未达到“文明”标准，体现了区域文明化模式的多样性[35] - 斯科特认为，未被“文明”编织的人群（如水上人、山民）享有自由，处在发达考古学文化周边的人群曾有过自在的岁月[37] - 当今考古学界的文明探源研究在不同区域会遇到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每一个区域都有“重瓣花朵”，不能只欣赏花朵而忘了周边的绿叶[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