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0关口，但应慎言人民币汇率已进入升值“新周期”，研判汇率“逻辑比结论更重要” [1][13] - 202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将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成效、对外经贸关系演变及美元利率汇率路径三者之间的力量博弈，大概率呈现双向波动格局 [3][12][15][24] 2025年人民币升值驱动因素分析 - 外部驱动：美元大幅贬值是直接推动力，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 [1][5][13] - 2025年美元指数累计下跌近9.66%，创下2018年以来最差年度表现 [5][17] - 特朗普政府政策对美元信用的“政治、资本流动与货币基础”三大支柱造成冲击，是美元趋势性走弱的核心 [1][8][13] - 内部驱动：中国宏观叙事的积极转向、针对外部冲击的未雨绸缪、经济实现5%左右的稳定增长，以及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阶段性进展，共同重塑了市场信心 [1][6][13][18] - 财政政策显著发力，广义赤字率较上年提升，有效对冲外需不确定性 [6][18] - 中美经贸关系自5月起建立磋商机制并大幅削减已加征关税，10月达成为期一年的“休战协议” [6][18] - 汇率表现：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4%，但对一篮子货币的多边汇率（有效汇率）出现贬值，表明强势更多是相对于美元 [6][17] 当前市场情绪与结构变化 - 人民币升破7.0后，并未出现恐慌性的结汇潮，企业行为依然谨慎，高频成交量未显著放大 [2][7][13][18] - 中国民间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从净负债转为净资产，私人部门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显著提升 [2][13] 2026年美元走势展望 - 看空理由：特朗普政府政策侵蚀美元信用三大支柱（政治、经济、货币基础），大规模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膨胀损害其避险资产属性 [8][19][20] - 潜在意外（不宜过度看空）： -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实际影响可能被高估，尚无单一货币能全面替代美元 [2][9][14][20] - 美联储捍卫独立性的决心可能超预期，内部政策分歧可能导致美元汇率波动性上升 [2][9][14][20] - 全球贸易摩擦焦点可能转移，若美国政策趋稳而其他国家摩擦升温，美元可能重获避险属性 [2][9][14][21] - 现状判断：美元指数虽从高位回落，但仍处于90以上的“强美元”区间，进一步下跌需要新的、更强的负面冲击 [9][21] 驳斥常见人民币看多理由 - 贸易顺差论：贸易顺差创新高并非汇率升值的可靠领先指标 [3][10][15][22] - 历史数据显示，在过去贸易顺差同比扩大的年份中，人民币升值和贬值的概率各占一半（如2014、2015、2022、2024年） [10][22] - 顺差扩大常是国内“供强需弱”、有效需求不足的表现，与国内扩张性宏观政策取向可能矛盾 [10][22] - 中日对比论：从更全面的经常项目账户（含投资收益）衡量，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甚至高于中国，但其汇率依然疲软 [11][23] - 两国经济周期不同：日本存在“正产出缺口”，中国存在“负产出缺口”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3][11][15][23] -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主要贡献（占比超70%）来自国内低通胀，而非名义汇率变动 [11][23] - 购买力平价（PPP）论：PPP主要适用于长期分析，其均衡水平本身会动态变化，对外汇交易指导意义有限 [3][11][15][23] - 中国PP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升至当前3.5左右，未来仍会变化 [11][23] 2026年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与政策内涵 - 利好因素：美联储可能开启的降息周期、美元信用受损的长期影响、中美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中国经济内生动能修复 [12][24] - 不确定性（利空）因素：美元未必持续弱势、美联储政策路径变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矛头可能转向顺差巨大的中国、国内经济在外部冲击下的韧性考验 [12][24] - 政策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真意在于完善市场化形成机制，维持双向波动的弹性，并防范双向超调风险，而非僵化地固定于某一水平 [3][12][15][24] 根本政策建议 - 维护汇率稳定拥有多元工具，关键在于顺应市场供求 [4][16] - 国际收支平衡应主要通过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平衡来带动，而非直接动用汇率工具 [4][16] - 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引发更多外部博弈，主动扩大内需、收敛储蓄投资缺口，才是实现内外均衡的治本之策 [4][12][16][24] - 政策的着力点应在于“调结构、扩内需”，通过增强国内经济循环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