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战略重要性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环境风险防控，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作为今年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之一，这体现了政策层面对该领域的一贯重视，是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动指南，关乎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的实施 [1] -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部署一脉相承 [1] 新污染物定义与特征 - 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类 [1] - 新污染物通常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风险隐蔽性等特征，来源分布广泛，迁移转化过程复杂 [1] - 常规污染物治理手段无法实现对新污染物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对生态环境安全和人身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1] 行业现状与风险 -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环境风险日益凸显 [2] - 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中国在产在用的化学物质超过5万种 [2] - 部分地区的大气、水、土壤中已监测出一定含量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其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不容小觑 [2] 治理进展与体系构建 - 国家通过专项前瞻研究、印发行动方案、纳入攻坚考核等措施，强化了新污染物治理的顶层设计 [3] - 已从法规制度、标准规范、管控体系、治理行动、科技支撑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新污染物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 [3] - 已完成122个重点行业中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调查，并对14种类具有突出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新污染物实施了禁止、限制、限排等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3] 国内外研究对比 -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起步较早，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监测体系与法律框架，例如美国环保署自20世纪90年代起系统开展风险评估，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推进管控 [4] - 中国对新污染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在检测识别、风险评估、排放溯源、去除技术、生态毒理等方面 [4] -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新污染物的污染源特征、迁移扩散规律、分布特征、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等研究仍有待加强 [4] 面临的科技难题 - 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二十大类，每一大类又包括数十种或上百种化学物质，每年新增速度很快，加之研究基础薄弱，治理难度大 [5] - 关键技术难题一：对新污染物筛选识别关键技术空缺，传统监测技术难以有效监测识别微量或痕量的新污染物，监测技术不完善、成本高 [5] - 关键技术难题二：新污染物环境赋存规律揭示不足，对其在不同介质中的存在状态、分布规律、生成机理、排放特征、迁移转化等研究有待加深，区域污染特征与迁移转化机制尚不清晰 [5] - 关键技术难题三：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模型基础薄弱，生态毒理危害机理不清楚，暴露预测模型面临监测数据稀缺、暴露途径复杂、本土化参数缺乏等问题，尚未建立评估与管控制度及相关标准规范 [6] - 关键技术难题四：高效净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供给不足，常规治理工艺难以满足需求，在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绿色低碳治理技术与装备方面研发不足，在环境友好型替代品的筛选和研发方面需加强 [7] 未来科技发展建议 - 建议一：研发新污染物快速精准监测与识别技术，突破识别和溯源技术瓶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成研发快速精准的一体化监测与识别技术和装备，满足在线实时监测和快速识别的需要 [8] - 建议二：揭示新污染物产生—排放—迁移—转化演变机制，通过科学实验阐明其从源头释放到环境中的多介质分布、迁移路径、转化过程及最终归宿的演变规律 [8] - 建议三：突破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关键技术，在源头加强微生物、超滤、生态修复、纳米技术、塑料等源头控制和绿色替代技术研发；在过程控制上研发促进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的关键技术；在末端治理上研发基于纳米材料、吸附等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治理技术 [9] - 建议四：构建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体系，加强对典型新污染物环境基准、毒理、“源—汇”和人群暴露特征的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暴露预测模型和数据库，完善相关政策、标准、法规，构建跨介质、多路径、复合型的评估体系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