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历史与影响 - 浙江大学为躲避战火于1937年开始西迁，历经浙江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广西宜山等地，最终于1940年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 [4][5][7][8] - 西迁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师生携带图书5万余册、仪器3万件、机器700多架、标本1.2万件辗转各地，在寺庙等简陋场所坚持教学与研究 [16] - 在相对安稳的湄潭，物价低廉物产丰富，为师生提供了喘息之机，学生回忆水果论碗卖且价格便宜，每餐大米饭可吃饱 [12][13] - 西迁办学成果显著，期间在校师生中有50多人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1946年离开贵州时学生总数是1940年迁入前的3倍多 [2][19] 西迁办学细节与学术坚持 - 校长竺可桢推行导师制并倡导通识教育，要求文科生选修理科课程、理科生选修文科课程，且有3科不及格留级、考试作弊即开除的严格制度 [13] - 教学与研究在物资匮乏下坚持高标准，生物系需用拉丁文学名，物理系为全英文作业，师生用汽车引擎发电、以木炭茶杯替代实验耗材 [13][17] - 教授们关注时事并将前沿知识融入教学，如原子弹消息传来后，王淦昌开设原子弹原理课，卢鹤绂撰写相关论文，谈家桢讲解基因突变与辐射效应 [18] - 师生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当地，如物理实验室每年向百姓开放，罗登义教授发现刺梨富含维C，农化系研制防治稻瘟病药剂，并开设夜校与扫盲班 [19] 湄潭当地的支持与历史传承 - 湄潭县长严浦泉成立“浙大迁移协助会”，统计全县房屋，举全城之力为浙大师生提供了250多间房屋用于办学 [11] - 当地将文庙改为图书馆，天主堂改为教师宿舍，永兴镇的火神庙、财神庙分别改为畜牧试验基地和生物实验室 [12] - 战争结束后，电机系教授汤文开选择留湄潭解决当地电力问题，1947年修复3000瓦火电设备，1952年主持设计修建了运行30余年的“东方红水电站” [20] - 如今湄潭县城保留大量浙大印记，如“浙大广场”、“可桢路”、“求是广场”、“院士大桥”、“浙大路”等，西迁历史陈列馆位于县城核心位置 [2][24] 人物事迹与精神传承 - 校长竺可桢在西迁途中承受巨大压力，在江西泰和失去妻子和幼子，屡次辞职未果仍坚持领导学校迁徙 [9] - 17岁的李政道1943年考入浙大，受王淦昌、束星北影响转学物理，常在茶馆看书学习，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 [13] - 王淦昌在西迁期间发表《中子的放射性》等十几篇论文，培养核物理后备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参与两弹研制 [19] - 束星北参与研制中国早期雷达，解决关键技术，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后推动建立中国海洋物理研究 [19] - “西迁二代”及后人持续回访湄潭并捐赠史料，如退休教授陈天来在当地帮扶近20年，钱永红2025年捐赠祖父钱宝琮的物品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