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国际关系 - 2025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一项旨在阻止对伊朗制裁自动恢复的决议投票未通过，投票结果为4票赞成、9票反对、2票弃权，显示出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1] - 伊朗在外交战略上反复摇摆，一方面接受中国的投资与合作，另一方面在具体合作中设置障碍，例如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却设卡，购买中国无人机却不愿开放联合研发[1] - 伊朗曾试图融入西方并签署核协议，但在协议被美国撕毁后，其反应并非进一步靠拢中俄，而是继续尝试与欧洲求和[3] - 在叙利亚战后利益分配中，伊朗被边缘化，使其认识到自身在国际博弈中可能并非“棋手”而是“棋子”[5] - 伊朗对上合组织等东方阵线的参与态度犹豫，例如在中国提出帮助其建设基于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时，因内部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而拖延决策，最终错失机会[13] 国内政治与社会 - 伊朗国内统治结构复杂，掌权的教士集团中许多是阿塞拜疆裔，而非占人口多数的波斯人，例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来自东阿塞拜疆省[5] - 统治集团格外惧怕民族主义冒头威胁政权稳定，因此外交政策核心围绕“活下去”，通过支持胡塞武装、真主党等外部行动来转移内部不满[7] - 2022年因头巾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蔓延至一百多个城市，反映出占人口六成以上的40岁以下年轻一代对工作、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与革命叙事产生背离[13] - 社会存在亲西方的群体，主要由留学生、科研人员和商人构成，他们曾相信向西方让步能被接纳，但核协议签署后欧洲公司缺乏投资勇气以及协议最终被美国撕毁的现实，使温和派心冷并增强了强硬派的地位[11] 经济与制裁影响 - 制裁恢复后，伊朗石油出口量跌至每日四十万桶，通货膨胀率飙升至60%，本币严重贬值[13] - 革命卫队已演变为掌控国家产业命脉的大型利益集团，其内部博弈是阻碍外部合作协议落实的关键因素，例如中伊25年合作协议签署后，实际落实的项目不到三成[9] -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石油作为伊朗经济王牌的重要性正在下降[14] 战略困境与未来选择 - 伊朗精英阶层存在认知矛盾，不愿面对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地位下滑的现实，仍视国际秩序为金字塔形，并将美国置于顶端[5] - 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反复试探的策略，既想依靠核技术提振士气，又不敢真正突破底线，导致其在国际上信誉受损[9] - 伊朗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例如在苏莱曼尼遇袭后，其反击行动仅为象征性的，并提前通知了伊拉克，体现了“既要表态又怕真出事”的模式[7] - 当前伊朗面临三条战略路径选择：彻底倒向东方与中俄抱团、全面向西低头接受附庸地位、或继续维持现状硬撑，但每条路径都面临重大挑战[14] - 外部地缘环境正在变化，沙特与以色列关系走近，阿联酋与叙利亚和好，地区焦点转向经济发展，而伊朗因制裁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