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特征 - 2022年中国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为62.2%，再分配调整后为60.8%，在三大部门中占比最高，政府占比最低，企业居中，这与国际情况大体一致 [6][40][41] -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处于中等略偏低水平，在20个样本经济体中初次分配排名第13位，再分配后升至中等水平，但与美国相比，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占比均相差约10个百分点 [12][46] - 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核心原因在于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2022年中国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仅为4.7%，在20个样本中排名第15，且财产收入中76.2%来自利息收入，仅10.2%来自企业分红，而其他17个样本国家红利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高达54.9% [12][46] - 纵向对比，2008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已提升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7.0%上升至2022年的62.2%，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5.5%上升到2022年的60.8% [13][47] -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处于偏高水平，2022年中国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26.6%，在20个样本中排名第5，高于样本均值22.0%，同期英国、美国等经济体均不足15% [13][47] - 政府部门呈现“低汲取、弱调节”特点，2022年初次分配政府收入占比11.2%，再分配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为16.6%，在20个样本中倒数第3，且个人所得税规模约1.4万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不足10%，纳税人群仅数千万人 [15][16][49][50] 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定因素与全球模式 - 收入分配格局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中国已从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的供给短缺阶段，进入劳动（尤其是高技能劳动）稀缺的需求不足阶段，制度需向劳动倾斜，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成为解决需求不足的关键 [22][55] - 产业结构影响分配，农业和服务业属劳动密集型，居民报酬占比较高；工业为资本密集型，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更高，中国居民收入及劳动报酬占比呈现U型变化趋势，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倒U型趋势相呼应 [23][56] - 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可分为三种模式：以英、美为代表，居民收入占比较高（初次分配占比约70%）的模式；以日、韩为代表，企业收入占比较高（初次分配占比超20%）的模式；以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为代表，政府收入占比较高（再分配后占比超20%）的模式 [23][56][57] - 三大部门收入结构是国家政治经济选择的结果，核心是寻求民生福利、企业供给能力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非单一部门占比的无限扩张 [24][58] 优化分配结构与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 针对“居民占比偏低、企业占比偏高”的格局，建议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力度，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至约600元/月，形成“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 [25][59] - 以上市公司为重点，鼓励增加分红、实施股权激励，若上市公司分红率提升至40%，以2022年数据测算，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1.8个百分点，达到64%左右 [14][25][48][60] - 建议研究探索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借鉴财政贴息模式，对主动为职工涨薪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26][61] - 建议适度提高在职人员收入，适当放缓退休人员待遇上调速度，稳住并提高基层一线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待遇，并逐步缩小财政对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补贴差距 [26][61] - 促进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增收，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完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从事种植的农村家庭进行收入补贴 [27][62] - 在再分配环节，建议个人所得税保持免征额稳定，着力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并将改革走向综合征收模式，逐步将经营所得、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 [28][63] - 建议完善财产收入税收制度，研究引入遗产与赠与税及配套的弃籍税制度 [29][64] - 在实物再分配阶段，建议扩大义务教育范畴至幼儿园至高中共15年，强化基层医疗投入，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并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2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