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增长的内生计算数理逻辑 - 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因假定体制不变，在测算中国经济时存在较大误差，需要将体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计算[5] - 传统测算改革与增长关系的方法，如“改革前后比较法”和“专家改革权重打分法”，存在黑箱分析或主观性强的缺陷[6] - 以1978-2010年为例，不同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率的测算差异巨大，从格罗宁根大学团队的0.6%到国内机构的3.5%-4%不等[6] - 亚洲生产率组织测算同期中国TFP增长率为3.6%，而韩国为1.6%，两者差额约3%的“额外增长”需要探究其来源[6] - 研究将经济领域分为“标准竞争性领域”和“扭曲性、非竞争性领域”，并通过分布变量和状态变量实现体制变量化[9] - 建立了静态体制与产出的生产函数：体制变动影响的产量 = 资源 × (竞争性领域分布比例 - 非竞争领域分布比例) × (竞争性领域产出状态 - 非竞争领域产出状态)[11] - 建立了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的收入溢值函数：溢值额 = 土地面积 × 开关变量（允许交易为1） × 交易率 × 交易价格[12] -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的额外TFP增长中，约40%来源于实物（如土地、房屋）的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溢值[10] - 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标准值与扭曲值”可从公开统计获取，而土地要素的数据（如闲置率）需通过抽样调查等非统计方式获取[14][15] 渐进转轨经济的增长潜能体现 -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核心在于二元体制下积累的“体制性剩余”要素，而不仅是刘易斯理论中的结构转型剩余劳动力[19] - 以农业就业为例，2024年中国农业就业率为23%，而选取的8个可比人口大国的加权平均标准值为9.5%[19] - 结合中国7.1亿的全部就业劳动力，测算出农业领域存在约1.2亿（12045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21] - 在资本领域，2024年存在约290万亿元的体制性剩余资本未充分发挥生产作用[21] - 国有资产占比变化直接影响增长：1978-2008年，国有资产占比从76%降至19.5%，带动了1个百分点以上的新增经济增长率；2009年后占比回升至46%左右，导致每年约0.9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21] - 在土地领域，全国低利用率体制剩余性建设用地约1.3亿亩，全部相关土地按影子价格测算总资产规模约650万亿元，未来三至五年有望提升至1000万亿元左右[21] - 测算未来增长需使用古典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生产函数与增长模型，并结合凯恩斯模型形成联立运算系统，以纳入资产交易带来的额外价值增值[20] 未来关键改革领域与增长潜力 - 供给侧改革可通过多个领域释放增长潜能，叠加要素自然增长，未来5年实现5%至5.5%的经济增速完全可行[23] - 创新体制改革可促进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由负转正，贡献经济增长率0.5%[22] - 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盘活体制剩余劳动力，每年可为经济增长贡献0.6个百分点[22] - 推进资本市场化改革，主要路径是降低国有企业资产占比，预计每年可贡献0.6个百分点的增长[23] - 改革土地计划行政管理制度，放开土地市场交易，有望带来0.5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23] - 推进土地与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其能够定价和交易，预计可贡献1%的经济增长率[23] - 改革水资源分配以增加农业和建设用地，可带来0.5%的增长贡献；将土地利用率从71%提高5个百分点，可新增7.2亿亩土地，其中1亿亩可作为建设用地[23] - 需求侧改革同样关键，实施分配和消费侧体制改革，居民消费与民生支出领域有望贡献2.27个百分点的增长[24] - 扩大民营企业、居民与外资三大投资需求，预计可带来2.23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保持总出口5%左右增长，净出口贡献0.35个百分点，从需求侧测算也可实现5.5%的经济增速[24] - 通过推进上述关键领域改革，考虑价格与汇率因素，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完全可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