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科技化与数字化 - 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加快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赋能应用，为反腐败工作安装科技“透视镜”，以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 [1][56] - 科技手段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查办案件的穿透力，为审查调查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能够快速锁定主要行贿对象 [14][69] 跨境腐败案件特征 - 李勇案是国有企业跨境腐败的典型案件，涉外因素非常突出，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由商人老板在境外代为收受、流转和存放 [7][62] - 该案的境外调查取证工作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 [7][62] - 腐败分子利用对国际商业模式的深度了解，将权钱交易包裹在看似正常的项目合作之中，并认为在海外调查难度大，可以逃避追查 [9][12][64][67] 案件调查方法与突破 - 专案组以数据信息为突破口，一方面查阅大量外文资料并引入专家，全面了解行业商业模式与国际惯例；另一方面调取李勇数十年经手的大量业务资料，运用数据信息技术进行立体分析，在多种信息碰撞中查找问题线索 [11][66] - 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李勇的分管业务关系、项目资料、人物关系进行数据碰撞比对，锁定了长期在其分管范围内做生意并交往密切的商人老板和下属 [14][69] - 围绕李勇审批的采购项目进行信息碰撞，发现商人任峰德控制的公司多次获得单一来源采购和独家议标项目，存在较多疑点，并由此发现了不正当经济往来 [14][69] 具体腐败手法与案例 - 李勇中饱私囊的一大手法是在境外项目中介佣金上做文章，与不法代理商内外勾结，纵容默许不合理的超高佣金存在以便从中分利 [37][92] - 在2012年一个海外钻井平台租赁项目中，李勇与外籍代理商邬某商定虚增交易环节，让其信任的任峰德作为“白手套”参与并凭空获得中介佣金，以此掩盖对李勇的利益输送，事后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的“感谢费” [23][27][78][82] - 在另一个海外技术服务项目中，李勇任职公司总裁期间，下属公司长期支付给外国代理商孙某不合理的超高佣金，李勇在收取孙某钱财后便未能推动降低佣金 [39][41][94][96] 赃款处理与跨境追踪 - 李勇安排任峰德开设离岸公司和离岸账户，将赃款流经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账户后再存入某境外银行，流转路径极其复杂 [31][86] - 专案组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支持下成功获取境外关键证据，实现了境内外证据的全链条闭合 [31][33][86][88] 案件结果与影响 - 李勇于2024年3月接受审查调查，2025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53][108] - 此案表明，在信息化程度很高的当下，任何行动都可能被查到，跨境腐败行为在境外也难以掩盖和藏匿，赃款赃物在境外也能被找到和追回 [1][35][5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