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在“十五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将经历增长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核心增长动能需从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 [5][44][54] - 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需求约束，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存在“供强虚弱”的现象，解决消费不足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5][46][93][94] - 新增长框架的确立涉及消费、产业、外贸、金融、城乡、收入分配及宏观政策七大方面的结构性变化，需要推动深层次改革以摆脱路径依赖 [5][44][47][54][91][94] 消费结构 - 中国目前并非消费大国，消费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补上这一缺口 [9][55] -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前移，未来稳增长的重点将从抓投资转向抓消费 [11][58] - 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既是消费也是人力资本投资，能支持创新 [11][58] 产业结构 - 制造业强国不意味着制造业占比稳定或提高，其比重预计会下降，转型升级的重点是发展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 [12][59] - 主张用“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指标来反映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将体现其中 [12][59] - 生活服务业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以提升人力资本支撑创新 [12][59] - 过剩产能，特别是重化工业（如钢铁、有色、水泥）的合理生产规模将大幅收缩，退出低效无效产能是重大挑战 [15][61] 对外贸易 - 在不利国际环境下出口保持强劲，体现了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但大规模货物贸易顺差会相应减少国内消费，长期不可持续 [16][63] - 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且更多乃至主要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 [16][65] - 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与中国经济份额不匹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约30%，但人民币各项货币职能占比低于5%甚至3%，需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 [21][68] 金融结构 -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金融体系从银行主导向资本市场演进的节奏加快，资本市场重要性上升 [22][70] - 若GDP保持4%-5%增速，每年将形成不低于30万亿元的社会净资产，因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增量存量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 [22][70] - 资本市场资产端需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头部科技企业和大量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端需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比重以支撑老龄化社会支出 [23][26][72] 城乡结构 - 当城镇人口接近70%时，以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将放缓，人口流动更多发生在城市体系内部，呈现郊区化趋势，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聚集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联合体 [27][75] -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存在并拉大的缺口，反映了近3亿农民工（其中近2亿进城农民工）与原城市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31][78] - 需通过改革消除城乡在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务、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实现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以抓住效率提升和产业发展的机会 [32][79] 收入分配 - 成功跨越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基尼系数一般在0.4以下，中国目前估计在0.45以上，目标是将基尼系数降至0.4左右或以下 [33][35][80][82] - 应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人数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9亿人，占总人口过半 [37][84] - 实现路径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保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 [37][84] - 财税体系需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增加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这与保护产权并不矛盾 [39][86] 宏观政策 - 宏观政策（货币、财政政策）主要用于短期平衡和稳定，无法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其本质是货币总量的注入和收入财富的再分配 [40][87] - 当微观结构运转低效且短期内无法调整时，宏观政策起到补救作用，但这是次优方案，并未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 [40][87] - 需警惕对宏观政策的过度依赖和滥用，保持宽松政策的边界感，坚持推动结构性改革 [4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