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 - 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从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利差驱动，转向由安全考量、政策导向、技术差异及观念分歧共同主导的复杂模式[5] -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低增长、高分化”新阶段，2025年上半年全球FDI同比下降3%[6] - 发达经济体内部FDI呈现“冰火两重天”，欧洲受地缘政治影响FDI下降25%，而北美凭借美国内需复苏和产业政策刺激逆势增长5%[1][6] - 新兴经济体FDI分化明显，亚洲凭借制造业与数字产业扩张实现7%的增长，而非洲因基础设施融资停滞大幅下滑42%[1][6] -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高波动性特征，新兴市场非居民证券投资在流入与流出间频繁切换，反映出投资者情绪受利率预期、增长前景及地缘事件冲击而快速波动[1][6] - “避险”与“逐新”成为当前资本再配置的核心特征[1][6] 资本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 宏观经济与政策分化是核心驱动力之一，主要经济体增长周期与货币政策不同步导致全球资本定价体系混乱，美国经济韧性吸引避险资金回流，加剧了美国资产的虹吸效应[7] - 地缘政治与“碎片化”趋势迫使企业从“效率优先”转向注重“安全与韧性”的区域化布局，这是欧洲FDI下降、企业转向亚洲投资的重要原因[7] - 技术变革与产业转型推动资本加速从传统产业流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金融等新经济领域，这些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业成为资本关注焦点[7]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功能 - 从支付功能看，人民币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SWIFT中占比3.17%，但该数据仅反映离岸视角[8] - 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4%，实际活跃度远超离岸统计[8] - 在投融资功能方面呈现“内外温差”，人民币在国际公开支付SWIFT中占比5%，但在中国自身跨境交易结算中份额已超三成[8] - 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已突破10.4万亿元，其中六成集中在债券和股票市场，熊猫债、点心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8] - 以SWIFT与数字人民币为“一体两翼”的基础设施网络已具备支撑百万亿级年交易量的处理能力，截至2025年9月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额达14.2万亿元[8] 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设施与场景拓展 -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截至2025年11月末已有1757家参与者，其中亚洲参与方约占间接参与者总数的73%[9] - 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9月已超过3.1万亿元，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9] - 多货币桥平台在2024年完成数百笔真实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达百亿元级，结算效率提升50%，成本降低50%以上[9] - 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中应用拓展，原油和铁矿石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超过30%，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落地首笔数字人民币跨境大豆采购结算[10] - 在绿色金融领域，RCEP成员国的人民币计价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5%，主要聚焦光伏、风电等项目[10] - 在数字贸易领域，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占区域贸易总额的12%[10]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 全球经济金融“碎片化”加剧，美元排他条款、欧洲外资审查收紧形成“区域孤岛”[2][11] - 跨境结算渠道受阻，美国试图限制CIPS在拉美、中东能源贸易中的应用，导致人民币区域渗透节奏放缓[2][11] - 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存在差异，隐私保护、合规标准不统一，制约了多货币桥平台的扩容及跨境场景的进一步落地[2][11]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路径与展望 - 全球资本流动呈现分化加剧、避险主导、重构加速三大核心特征，资本配置更趋注重安全与韧性[2][13] - 人民币国际化走在渐进式网络化道路上，需依托CIPS与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在弱美元时期争取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稳定器”[2][13] - 凭借健全的产业链和新兴市场合作基础，人民币有望突破安全资产壁垒，成为特定区域的锚定货币或货币枢纽[2][13] - 筑牢经济基石是根本，强大的经济体量、持续的产业升级与稳定的宏观环境是支撑人民币购买力、吸引长期投资的核心依托[2][12] - 需深化金融改革与双向开放，为投资者提供透明、丰富、可持续的人民币资产，推动人民币从支付货币向储备货币跃升[2][12] - 应构建多元化合作网络，通过“一带一路”、RCEP等合作机制，在绿色金融、数字贸易等新场景下拓展人民币的计价与结算网络[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