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的核心矛盾 - 以价值量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 [4] - 以实物量计算，中国人均消费远超全球平均，例如人均蛋白质摄取量是美国的1.06倍，人均蔬菜消费量是美国的3倍 [4] - 消费价值量与实物量的反差源于低价格和消费结构失衡，例如食品餐饮、服务消费、电动汽车等价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且服务消费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 [4] 低价格与结构性循环的形成与影响 - 强大产能导致低价格，中国生产了全球65%的电动汽车、70%的手机、85%的空调压缩机、55%的重工业造船吨位数 [6] - 低价格导致企业低利润和劳动者低收入，例如中国炼钢工人人均炼钢吨数是美国的3.25倍，人均增加值是美国的1.2倍，但人均工资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 [6] - 当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0%，按现有增速到2050年占比将逼近50%，亟需通过结构优化和向高端升级来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循环 [6][8] 提升居民消费的核心政策变量 - 提升消费需围绕两大核心变量：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能力） [10] - 202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 [12] 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 优化GDP核算导向：建议将地方政府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以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利为核心指标，引导关注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 [11] -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提升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仅4%，美国为16%-17%）、推进新型城镇化来拓宽增收渠道，若财产性收入占比提升至美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将增加12-13个百分点 [12] - 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建议扩大规范国债发行置换隐性债务，并大幅增加“投资于人”的支出，例如将育儿补贴从每月每孩300元增至1800元，预计年投入5000亿元，若全部转为消费可提升居民消费率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5-0.6个百分点 [13] - 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建议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若存量房贷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同时通过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来稳定就业（中小微企业吸纳80%就业） [14] - 推动企业反内卷与出海：反内卷政策已使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收窄，推动企业转向创新驱动，企业出海（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有助于对冲国内利润压力，为价格提升和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 [15] - 稳定房地产行业：建议成立国家级母基金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收购存量房，培育后通过REITs退出，形成投融资闭环，美国房地产对GDP贡献达16%（其中消费占11%），中国当前贡献约为6.3%，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后贡献度可升至12%-13%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