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核心数据 - 2025年出生人口为792万，创下1950年代以来的新低，正式进入“极低生育率”常态化阶段 [3][25] - 2025年出生人口不及2016年1786万的一半，短短十年内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3][25] - 2025年总人口为14.05亿，劳动人口（16-59岁）占比为60.6%，老龄人口（60岁+）占比为23.0%，抚养比约为2.6人养1老 [4][26] 生育率结构性分化 -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已降至1.0-1.05左右，远低于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所需的2.1水平线 [5][27] - 生育行为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发生显著分化，“谁在生，谁不生”成为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 [5][27] 教育水平与生育率 - 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显著负相关，即“读得书越多，生得孩子越少” [6][28] -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5-64岁妇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随学历升高而递减：小学学历为1.97个，初中学历为1.76个，高中学历为1.32个，大专学历为0.98个，大学本科学历为0.88个，硕士学历为0.72个，博士学历为0.63个 [7][29] - 教育通过推迟婚育年龄、提升生育机会成本、重塑个体化价值观以及触发“军备竞赛”式育儿焦虑等多重机制抑制生育 [8][9][30][31] 家庭财富与生育率 - 家庭财富对生育率的影响呈现复杂图景，可能呈“中间低，两头高”的U型或J型关系 [10][32] - 低收入群体因养育成本相对较低及传统观念，生育意愿可能较高；高收入/财富顶层群体因有能力覆盖高昂养育成本，可能有条件多生；中等收入/中产阶层因面临高养育成本、房贷压力及职业发展压力，成为生育意愿最低的群体 [11][33] - 住房资产存在显著“挤出效应”：高昂房价和还贷压力直接挤占生育预算，推迟生育计划；其“财富效应”则因资产流动性差及推高隐性养育成本（如学区房）而受限 [12][34] 城乡与职业差异 - 城乡二元结构清晰，城市生育率普遍低于乡村，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快节奏及原子化社会关系抑制生育 [13][35] - 地区差异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格局，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生育率最低 [13][35] - 职业上，根据七普数据，机关事业单位等保障更好的群体，平均每个妇女存活子女数高于其他私人就业部门 [13][36] - 具体职业大类数据显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平均子女数为1.67个；而专业技术人员为0.86个，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0.83个，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0.86个 [15][38] 年轻人的生育困境 - 经济维度“不能生”：养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的直接成本高达数十万元；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造成中断或牺牲，间接成本巨大 [17][40] - 社会维度“不想生”：年轻一代价值观转向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约束力减弱；城市化导致传统育儿支持系统缺失，托育服务市场化且费用高昂 [18][41] - 心理维度“不敢生”：社会“内卷”加剧导致对未来不确定感和育儿焦虑（“养不起”与“养不好”）；恐惧生育将极大牺牲个人闲暇与生活品质 [19][42] 特殊群体：留守儿童 - 早年留守经历可能通过将生育动机从“家庭导向”转变为“个人导向”，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20][43] - 留守经历可能塑造独立但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影响教育职业路径推迟实际生育年龄，导致其整体实际生育率可能更低 [21][44] 核心观点与结论 - 低生育率是年轻人面对高房价、高婚育成本、极度内卷的竞争及不公平分配情况后，以生育选择进行“集体投票”的结果 [1][23] - 生育行为已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新镜像：高学历、城市白领、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生育率最低的核心群体；农村人口、第一产业从业者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中产阶层被高成本挤压，顶层富裕阶层可能有更高生育自由度 [23][46] - 低生育率是经济、社会和心理因素交织的系统性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选择 [23][46] - 不彻底尽快改变分配格局，人口下滑趋势可能会更加严重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