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标准制定背景 - 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共同驱动了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的推出，旨在破解生态保护资金不足的困局[1] - 2022年12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到2030年保护至少30%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30×30”目标[1] -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1月联合印发文件，强调通过金融举措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1] 标准内容与试用进展 -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涵盖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高敏感性行业友好活动四大类共87个条目[2] - 该标准旨在解决生物多样性金融长期存在的“项目难识别、标准不统一”问题[2] - 目前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陆续开展该标准的试用工作[2] 地方实践：保护与开发模式 - 福建南平通过发放生物多样性绩效挂钩贷款推进标准试用[3] - 湖北神农架通过打造基于主导产业的供应链融资模式推进标准试用[3] - 广东阳江落地全省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生物多样性金融”贷款，支持海洋牧场业务[3] - 山东东营落地“生物多样性＋普惠＋盐碱地开发利用”贷款，聚焦滨海盐碱地开发潜力[3] 地方实践：修复与控排模式 - 青海海东落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贷款，用于荒漠化防治、生态修复及退化草原修复工程，通过铺设尼龙沙障改善小气候、减少水土流失并促进土壤肥力恢复[4] - 山西晋城落地“可持续草牧业＋污染防治”双标签生物多样性保护贷款，支持秸秆回收制作羊饲料及羊粪无害化处理还田，打造“秸秆-养殖-粪肥-农田”的闭环生态链[4] 地方实践：拓展与融合模式 - 生物多样性金融向高敏感性行业拓展，将发展理念融合到高质量发展和地方特色行业中，并通过金融产品的政策倾斜将资金引向绿色发展领域[5] -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受益明显，例如金融机构为高速公路项目定制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物多样性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引导项目方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入设计、施工、运营等完整周期[5] 核心观点与行业共识 - 生物多样性正从“隐形资产”蜕变为“显性价值”，其并非发展的约束条件，而是可被识别、计量并实现融资降本的潜在资源[5] - 随着各地试用工作深入推进，“保护即发展”已成为各方共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