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核心关切 - 近五十年来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创下近两千年纪录，气候风险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系统性约束，巴黎协定目标为将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 [1] - 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以“1+N”政策体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减排约束与转型压力将更集中地落在能源、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 [1] - 高碳行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其转型成效直接牵动双碳目标进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能源安全保障以及新质生产力培育 [1] 高碳行业转型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挑战 - 高碳行业转型的战略意义在于其对产业体系的牵引效应，全球绿色贸易规则与碳约束加速重构，高碳产品在国际市场面临更高的合规与成本压力 [2] - 推动高碳行业转型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韧性与资源配置效率，并与能源自主可控目标形成同向性，与数字化、氢能等前沿技术融合可催生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提供新的增长曲线 [2] - 转型面临现实硬约束：存量资产锁定效应突出，改造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关键技术路径与商业模式存在不确定性，政策与标准仍在演进 [3] - 缺乏稳定预期与可持续融资支持可能导致两类偏差：短期压产换指标损害产业能力，或一刀切退出导致产业链与金融链风险共振 [3] - 资金需求规模巨大，中国2024—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资金需求约25.2万亿元，2031—2060年总资金需求约243万亿元 [3] - 高碳存量主体可能面临融资约束，原因包括资产估值偏低、环境效益缺乏统一评价、转型绩效难以持续核验等 [3] 转型金融的提出与核心机制 - 转型金融作为对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被提出，旨在为仍处高碳区间但已承诺并实施转型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支持，推动渐进式、有序转型 [4] - 相较于主要聚焦纯绿项目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更直接面对灰色存量与棕色资产的改造任务，强调在现实约束中形成兼具约束与激励的融资安排 [4] - 转型金融的关键在于校准机制，需防范假转型、洗绿与漂绿，同时避免标准过严将真实转型主体排除在融资渠道之外 [5] - 校准机制包含三重对齐：明确转型活动边界与阶段性目标；完善信息披露使承诺、路径与绩效可核算、可比对、可追溯；形成与转型进度联动的金融激励与约束，使资本成本随绩效动态变化 [5] - 国际层面已形成多种框架，G20转型金融框架为各国政策设计提供了系统通用骨架，涵盖转型活动界定、信息披露、工具创新、政策激励及公正转型等关键要素 [5] 中国转型金融框架的推进路径 - 中国人民银行启动转型金融研究，强调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国内实践与国际协调并重，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金融框架体系 [6] - 推进路径体现为从规则到市场的递进：围绕重点行业构建可量化转型金融标准并在试点地区推广；支持转型贷款、基金、股权融资及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创新；完善信息披露与第三方评估认证；加强国际合作与经验分享 [6] 地方实践样本：江苏“1+N+N”转型金融支持体系 - 江苏省探索形成“1+N+N”转型金融支持体系，以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评价标准为牵引，配套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与产品服务模式 [7] - 江苏围绕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印染、航运、建材、造纸等高碳行业制定支持目录，通过主体认定评价标准与专家评审将符合条件的企业与项目纳入主体库并实施动态管理 [7] - 鼓励金融机构为入库企业提供专属服务，并建立转型效果评估机制，按周期核验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产品碳足迹等关键指标，确保资金投向与减排绩效相匹配 [7] 结论与展望：制度化校准促成有序转型 - 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是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金融体系的作用是把时间转化为可验证的减排进度，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定价的风险结构 [7] - 未来转型金融的完善重点将围绕标准体系与披露机制的统一、产品工具与市场机制的丰富、气候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科技产业金融融合的深化、公正转型的约束嵌入以及国际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推进展开 [7] - 具体路径包括探索碳账户等基础设施强化精准核算，丰富转型金融工具与风险分担机制，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支持关键绿色技术研发应用，并在国际层面推动标准互认与市场互联互通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