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神经科学争论 - 现代神经科学有时像披着生物学外衣的“拉普拉斯妖”，认为如果思想和行动都源自大脑的物理机器，那么人类可能只是宇宙钟表里的齿轮，这构成了反对自由意志的全面论证 [3] - 有案例支持生物决定论，例如一位病人在中风损伤特定脑回路后出现意志丧失（abulia），而一种简单的多巴胺药物就使其恢复，这表明所谓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立方厘米的脑组织和特定神经递质浓度 [4] - 法律和伦理学在“能动性”的滑动尺度上运作，例如法院区分预谋犯罪与精神病犯罪，这与相容论观点更为契合，即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可以共存 [4] - 大脑是一个由数十亿神经元、成千上万突触构成的庞大、非线性、可适应网络，其整体行为不像简单的因果链，神经科学家称其为亚稳态系统，活动在一片可能模式的地形中游走 [6][7] - 大脑动力学对初始条件敏感，微小差异可能被放大成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并非不确定性凭空生出自由，而是将敏感性置于控制信号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为类似自由意志的东西留下了一条缝 [7][8] - 决策是系统动力学的重新配置，是概率流在一个守法的网络中被重新引导，大脑既非纯粹的骰子也非纯粹的钟表，而是处在两者之间，所有在“自由意志”名下值得被拯救的东西正生活在这片中间地带 [8] 存在主义意义与神经科学 - 存在主义诞生于神学确定性崩塌后，个体背负选择重担，认为意义必须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生活和行动中生发，而加缪则认为对意义的渴求与宇宙冷漠之间的错配即是“荒诞” [9][10] - 当代神经存在主义探讨主观意义如何在一个纯粹物质的大脑中产生，有观点认为意义可通过经验研究探讨，即考察什么让人类得以繁荣 [11] - 西北大学的研究表明，让志愿者具体地想象过去或未来的场景，这一行为本身就提高了他们报告的意义感，且想象得越具体效果越强，这表明意义是对话性的，在参与过程中涌现 [12] - 意义是一种大脑制造的建构，是意识从无回应的物质中苏醒时的自然状态，它并非我们主动选择创造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是一种被感受到的连贯性与价值感 [11][12][13] 自我的神经基础与哲学观点 - 哲学家对“自我”的定位不断移动，海德格尔将其置于世界之中，梅洛-庞蒂将其描述为“被活着的身体”，帕菲特则将其置于精神生活持续的因果组织之中 [14][15] - 默认模式网络与自我指涉性思考密切相关，当志愿者无所事事时该网络会活跃，其功能涉及走神、自传式记忆、反刍思维等 [16] - 当默认模式网络受扰动时，自我的主观形态会变化，例如迷幻药会降低其内部一致性，导致自我溶解，体验变得更直接、情感更饱和 [16] - 去人格化障碍中，默认模式网络仍在运转，但其与身体和情绪网络的连接被削弱，患者像被封在玻璃后的旁观者，缺失了体验的“这是我的”感觉，这暴露了纯粹心理连续性解释的极限 [17] - 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意识性的自我源于大脑作为一个由预测驱动、用于控制身体的系统，感到自己是一个“我”是大脑试图整合身体、叙事和世界的最佳努力，自我性存在于连接故事与感觉的组织中 [18][19] - 大脑是一种调节器官，首先是生物性的控制系统，其次才是反思性的叙述者，知觉和行动的进化都是为了维持身体存活，因此经验从来不是真正脱离身体的 [1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