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围绕“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论述展开，强调资本市场需平衡融资与投资功能，并通过法治化建设、制度完善（如注册制、退市制度）以及探索建设境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如提议设立澳门股票交易所）来提升市场质量，促进资本形成，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和高水平开放 [1][4][5][6][7][9] 资本市场功能定位与现状 -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意味着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同时，必须能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渠道 [1][4] - 中国资本市场过去更重视融资功能，投资功能相对被忽视，导致股民获得感不强；2020年以来全国新增上市公司超过1500家，2022年、2023年融资额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但同期主要股指较为低迷，显示投融资功能存在失衡 [6] - 市场失衡的原因包括市场扩容较快导致流动性失衡、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失真或上市后“业绩变脸”、以及投资者保护与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6]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改革方向 - 检验资本市场制度好坏的核心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资本形成”，即便利创新资本形成、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4][5] - 制度进步的具体体现包括：上市公司再融资从严格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实施小额快速发行改革、以及证监会基于新《公司法》准备推行储架发行方式，使规则更友好，利于资本快速形成 [5] - 从法治角度完善资本市场，首要任务是全面提升法治化水平，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近年来《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奠定了法律基础，具体规则正在快速迭代，例如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2024年底前取消监事会，转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接管监督职能 [7] 上市公司质量与市场出清机制 - 健全资本市场功能要求一方面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出清劣质上市公司 [6] - 具体法治措施包括：建立有利于优质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规则、不断完善退市制度、以及监管机构始终强调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1][7] - 根本在于培育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基于法治精神运行，以树立市场参与主体的信心 [1][7] 发展直接融资与法治保障 -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 [1] - 直接融资（主要通过股票和债券）依赖于资本市场，大量学术研究认为其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6] - 从法治角度保障直接融资发展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7] 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境外） - 中国已形成丰富的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但在境外资本市场方面，主要鼓励企业利用香港和美国等主流市场 [7] - 由于中美博弈加剧，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越来越难且风险增大；香港联交所上市门槛高、成本巨大，使许多中小企业无缘香港市场 [2][7] - 建议利用现有的澳门金融资产交易所，设置澳门股票交易所，吸引无法满足港股上市要求的公司到澳门上市，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国际化的融资出路 [1][8][9] - 该建议的考虑包括：充分发挥境外资本市场功能（2024年港股火爆已成为重新激活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重要源动力）、在监管对美股上市存在顾虑时为部分企业提供替代路径；澳门金融资产交易所此前已获深圳金融局支持设立 [4][8][9] 资本市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 完善资本市场涉外法治体系是新的政策提法，为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营造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 [9] - 证监会已开展的工作包括：《证券法》《期货和衍生品法》对法律的域外适用和跨境执法作了原则性安排；制定了《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等规章，为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等营造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已与6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9] - 未来需完善的具体课题包括：明确《证券法》域外管辖条款（第二条第四款）的法律适用与司法管辖权行使方式；北京金融法院在2025年的一项裁定中明确了《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触发标准，即“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与“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两种情形满足其一即可 [10] 监管执法与法治化水平提升 - 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发生质变，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2024年“两高两部”及证监会发布的意见要求坚持应移尽移、当捕则捕、该诉则诉，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 [10] - 当前的新问题是，在高压监管下，证券市场违法犯罪的法律规范相对滞后，导致市场参与者因法律边界模糊而产生寒蝉效应 [11] - 未来处置违法行为需进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坚持法治精神，依法惩处；对于法律模糊、滞后的问题应尽快修订完善，并坚持疑罪从无、从轻的原则；例如，备受争议的内幕交易推定制度（在2011年行政处罚领域和2012年刑事领域引入）被不少法律学者呼吁废止或大大限缩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