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基于对超过2500万份货运记录和近4万亿美元贸易流量的微观数据分析，美国加征的关税成本中约96%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外国出口商仅承担约4% [1] - 关税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几乎同步上涨，同时贸易总量萎缩，形成“量缩价涨”的双重打击，其成本最终几乎全部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 [1][5][8][9] - 关税政策不仅推高价格、减少供应，还产生了累退性的分配效应，对低收入家庭、中小企业以及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下游产业造成更大冲击，并可能加剧市场垄断 [23][25][45] 关税的成本承担与价格传导 - 2025年美国新增的约2000亿美元关税收入，其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 [1] - 关税生效后几周内，进口商品价格即出现近乎即时的上涨，而外国出口商平均降价幅度不足4%，表明其几乎没有让利空间 [2][4] - 进口商面临利润压缩或向下游转嫁成本的两难选择，多数企业因市场竞争激烈而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批发商、零售商乃至最终消费者 [2] 对行业与公司的经济影响 - 使用进口零部件或原材料（如钢材、铝、德国芯片）的美国制造业公司（如汽车、机械、建筑、农机制造商）成本飙升，导致产品提价和订单减少，竞争力下降 [1][25] - 部分受保护行业（如钢铁和铝业）获得短暂喘息，但下游产业的成本压力导致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形成“保护一个环节，伤害十个环节”的连锁反应 [25] - 中小企业因无法承受额外成本而退出美国市场或减少发货量，导致市场供应趋紧、竞争减弱，而大公司则更有能力通过调整全球供应链来分散风险 [7][8][45] 供应链与贸易格局的调整 - 外国贸易伙伴（如欧盟、印度、中国）并未屈服，而是采取反制关税、提高进口壁垒或加速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对美依赖，进一步推高了美国出口商的成本并形成恶性循环 [25] - 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且利润微薄，出口商缺乏降价空间，导致关税成本几乎原封不动地在美国境内流转 [4][5] - 企业为规避关税而调整供应链（如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或墨西哥），以及消费者行为改变（如转向跨境电商“免税直邮”商品），可能威胁关税收入的稳定性并加速正规贸易渠道的萎缩 [31][45][46] 政策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 -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加征关税的做法，正面临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2026年初的裁决可能推翻过去两年的多项关税措施 [19][20][21] - 关税政策被用作地缘政治工具（如威胁对丹麦加征惩罚性关税以索取领土），侵蚀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可信度，导致盟友和企业难以进行长期规划，投资者信心受挫 [12][13][15][16] - 尽管关税带来了财政收入，但若计入贸易萎缩导致的税收减少、企业利润下滑、就业流失及消费者福利损失，其净经济效应很可能为负 [28][29][30]